而包括云南、四川、青海和甘肃省的各藏区在内的大藏区面积，则与西藏不相上下，人口密度也大不到哪里去，这是青藏高原的情况。
虽然近年中国政府在下大力气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绝非一时半载所能改变的。所以，只能在不违背科学规律和不损害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序地改善那里的自然环境，使其逐步变得稍稍宜居一点，由此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中国的这一基本国情估计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以前宁夏很多山区农民都靠水窖积水过日子，水窖里的水很浑浊，需要沉淀后才能引用。一旦天公不作美，长期无雨，当地的老百姓就只能望天兴叹了。所以宁夏的西（吉）海（原）固（原）地区，早就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认定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
中国全国的沙漠面积之和达70万平方公里，基本上都在西北地区和内蒙古。若再加上戈壁和半干旱的沙地，其总面积则达130.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13.6%。
中国是全球人口头号大国，但由于国土面积也居世界第三，所以平均人口密度目前为每平方公里144人，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3位。但由于中国的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所以西部地区大多都是地广人稀。
但由于西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于东部，即便中国中央政府有意识地加强对西部的转移支付，许多资金随即又会以各种方式流入东部地区。人才也同样如此。由于西部地区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远不如东部，再加上西部地区的个人发展空间不如东部，收入水平也低于东部，所以西部地区好不容易培养的人才，转眼又被东部挖走，形成“孔雀东南飞”的局面。这一切都导致东西部差距很难出现明显的改善。
例如上海就同时负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西藏日喀则地区和云南红河州、文山州和思茅地区。通过这些机制，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有所改观。例如2018年人均GDP独占鳌头的北京，是排名垫底的甘肃的4.4倍，而上世纪90年代上海与贵州的这一差距曾高达10倍左右。
2014年11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览时，就提出了“胡焕庸线怎么破”的问题：“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但此方案的可行性也同样存疑，因为其中涉及大量工程技术问题以及生态问题，还有水源问题以及投入产出严重不成比例等众多问题，所以这一方案还须经过缜密的科学论证，这恐怕不是近期可能开工的超级工程。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多年来历届中国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易地搬迁。因为许多地方的降雨量太少，而蒸发量远远超过降雨量。水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没有水，生活和生产都根本无从谈起。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多年来历届中国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易地搬迁。因为许多地方的降雨量太少，而蒸发量远远超过降雨量。水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没有水，生活和生产都根本无从谈起。
至于中国的西北地区，则是以沙漠和戈壁为主。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例，其面积达33.76万平方公里，虽然与全球最大的沙哈拉沙漠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是全球第二大沙漠，按面积计算其排名在第65名的越南之上。
（作者是中国上海退休学者）
此外，从1992年以来中国政府还确立了对口支援制度，即由东部沿海各省市对口帮助西部地区相关省区发展，定期派遣大量干部去那里（一般是三年）挂职锻炼；中央政府各部门也定期派遣干部下放支援西部地区，因为那里最缺的就是人才。
于是又有人提出了将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水资源，调往西北地区的“红旗河”方案。该方案以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等水量丰沛、利用率低、高程较高的大江大河为水源，以绕行青藏高原、高程逐渐降低的全程自流方式向西北地区供水，设计总调水量每年600亿立方米，惠及从河套平原到新疆乌鲁木齐这一广袤的地区，主体工程投资4万亿元。
如上所述，中国广袤的西北地区的根本问题是缺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奇葩方案，例如在喜马拉雅山脉炸开一个宽达60公里的巨大缺口，以便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进入那里，以此改变当地雨量稀少的状况。实际上这一方案根本不具有可行性，只是一种异想天开。
按照过去习惯的说法，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多和底子薄。此外，中国明显的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基本国情；地区差别即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以“世界屋脊”西藏为例，由于那里海拔太高，空气含氧量很低，除了当地的藏族居民以外，大多数人都无法适合在那里生活，所以那里的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2.8人，还低于加拿大（第190名）和澳大利亚（第195名），仅略多于垫底的蒙古（每平方公里1.9人）。
上述地区基本上都不适合人类居住，所以那里地广人稀是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很难通过人为努力来改变，直到前些年，中国的荒漠化面积还在持续增加。近年来，由于中国西北各地大力加强植树造林，所以基本止住了“沙进人退”的局面，但彻底改变那里的面貌是无法期待的。
截至2020年10月，中国易地扶贫搬迁了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新建了约3.5万个安置社区，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巨大社会工程。这些易地搬迁的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人口的国家。
1935年，中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基于深厚的研究基础，在地图上从黑龙江省黑河到云南省腾冲之间，基本按45度角划了一条直线，并经过累加计算得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在该线的东南其面积仅占全国的43%，但人口比重却高达94%之多；而在该线的西北，其面积占57%之多，但人口仅占6%，相应的产出也同样如此。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在中共代表大会上首次将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破解这一多年存续的矛盾，显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奏效的。
此后这条线就被人们称为“胡焕庸线”。如此悬殊的人口分布不平衡所显示的巨大东西差距，是历届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一刻也无法忽略的重要问题。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要求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深刻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以便正确制定和执行适合这一国情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