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不久前的美国选举中，特朗普落败无法连任，但其赢得的7300多万张选票却表明，美国的民粹主义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台湾，民粹主义的流行虽然在表面上似乎不在民进党一边，2018年台湾中期选举中崛起的韩国瑜，似乎才是受益于这波全球性民粹主义的政治人物，但就台湾的政治力量来看，民进党才是实实在在擅长于利用社会舆论的政党。
尤其是，2020年的冠病疫情让全球陷入极大的不确定中。这加剧了本就处于某种对抗状态的台海地区险恶形势。这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
正如现在提及“新冷战”概念时，必须点明的一个背景是，中美之间的竞争远不同于美苏时期。全球化背后中美利益的盘根错节，很难像美苏冷战对抗时那般泾渭分明。
这是两岸关系越来越糟糕的一个大背景，也是两岸关系在最近几年间最大的变化因素。除此之外，民粹主义在美台之间的汇合，也是影响两岸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
更进一步地说，当前世界不仅仅正在进行大国政治竞争，同时还有政治体制的竞争。但必须强调的是，在政治体制竞争的背后，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是民主与专制如此简单二分法之间的对比，而是涉及各自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甚至文明之上的制度竞争。
就中美与台湾三者关系而言，过去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扮演平衡者的角色，现在却不再继续充当这角色。相反，美国事实上正在成为两岸关系中的麻烦制造者，甚至可说是东亚地区的麻烦制造者。
当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时，弗朗西斯·福山可以声称“历史的终结”；但现时的制度竞争，却显然不只是这样简单的二分法之下的制度之争。或许可以说，这才是福山老师亨廷顿的高明之处。制度之下的文明力量的比较，恐怕才会是这次“新冷战”真正在比较的——如果一定要说中美当下的竞争是“新冷战”的话。
除了不断出售军事武器给台湾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也明显高过以前，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地区，以航行自由的名义部署了相当的军事力量。11月17日，即将卸任的美国海军部长布雷思韦特（Kenneth Braithwaite）还进一步宣称，美国海军应该在印度太平洋战区建立一支新舰队，以更全面地应对美军印太司令部所面临的挑战。
回到两岸关系的议题上，如果美国与台湾在面对中国（大陆）时拥有更多的政治制度优势感，最须避免采取的就是简单的军事对抗路径。在世界面对诸如疫情等共同挑战之时，或许也是时候重新谨慎评估，究竟在政治体制与治理模式上，是否存在简单的单一标准。一个国家背后的文明，恐怕不只是政治制度之上的标签所能简单概括的。
显然，在特朗普政府的四年里，美国与台湾关系得到了不错的推进；而台海两岸的关系，却是越来越糟糕。这是为什么呢？
疫情不仅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也将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制度拉进一次政治大考验之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认为，后疫情时期，全球进入了新一轮的国家体制竞赛。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必须反思的一点是，相较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自身是否在政治制度上拥有强大的优越性？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11月21日，台湾行政院召开记者会，说明20日在美台两地进行的“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成果清单。这份成果清单可以说是对美台关系升温的再一次证明，尤其是事实清单中特别表明，美国的印太战略与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在目标上的一致性。
在两岸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下，对于北京而言，最须避免的就是顺从美国强化军事力量对抗的姿态。如果说自从冷战结束后，什么东西极大地消耗了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国的力量和地位，那就是美国不断对外发动的军事行动。中国仍处于发展阶段，以军事手段对抗外部力量，不是明智之选。对此，北京须有清晰的认识。
因此，与其说是蔡英文及民进党将台湾与美国进行深度绑定，不如说是两地民粹主义的合流。而民粹主义最需要的就是外部敌人，而中国（大陆）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换句话说，一个文明得以不断延续的根本，在于它能否不断地学习对方（敌手）的优势、强项，使自身的制度不至于变得僵化、落后、停滞不前。疫情是对全球各国治理模式的考验，也是对其政治制度、文明的考验。
表面上，北京自身所带有的专制色彩，成为美国与台湾共同反对的原因，美国与台湾所实行的政治制度，似乎是其关系走向升温的重要原因；背后实际上不过是民粹主义者执政所寻找的外部理由。不断强化的军事力量与民粹主义，恐怕将会成为东亚地区最为危险的炸弹，让这里的局势变得极不稳定。
在此之前的1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更是直接声称“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彻底放弃了中美关系中的“三个公报机制”。
这一切都是为了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张。军事安全成为美国在东亚和南亚地区的指导准则，包括不断强化台湾的军事力量，与印、日、澳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都是强化美国在此地区的军事存在。在现在中美决策者之间，谁更积极将双方推向军事对抗的边缘，显然是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