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年朝鲜有三个师的朝鲜人，前期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为了再次“解放全人类”，将帮助过中国革命的“朝鲜同志”再送还，并且在后来划界时（和第一次中印之争同一年，即1962年），将长白山一分为二，也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着眼于“麦克马洪线”，印度为什么也会用“补偿心态”，或者“利益交换”视角看待，并且强烈要求中国“应当”把藏南地区全划给他们呢？

如果说，当年斯大林强行让中国割让外蒙古，还美其名为“民族自决”，其实就是出兵中国的一种“补偿心态”。当然，这也是为了在二战后，苏联和可以预料会再度崛起的东方大国之间横亘一道屏障。朝鲜、越南，还有印度，就是在“利益交换”心态下，对华提出领土，或者说地区主权要求。

但是，当中国与朝鲜划界时，位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包括天池都一分为二划为两半。长白山由此成为朝鲜人眼中的圣地“白头山”，也称“将军峰”，也就是当年金日成在中国黑山白水间卧薪尝胆，在华夏大地上准备武装推翻日本殖民统治朝鲜的大本营。夺取朝鲜政权，并且在中国浴血帮助下巩固政权后，也是会在中国“寻根”并借机“改土归流”。

早在二战时期，国民党派遣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等地与日军鏖战后弹尽粮绝退守印度。尼赫鲁派遣的援华医疗队支援中国，在我们看来，那是中国一方在抗击日寇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牺牲自己，独挡一面。

迫不得已，蒋介石接受这个条件，即便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共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曾任台湾总统的马英九却道出了实情：中国是二战的战败国，绝非战胜国。他所依据的，就是战后中国版图远非战前形态。

如果用战略观点看待当下中印之争，早在1973年，也就是中印之争10年后出版的，时任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约翰·柯林斯写就的《大战略》一书，就揭示了中国和印度这样有领土（海）之争的国家之间，应当遵循的战略原则，那就是“聪明的战略家选择通向重要目标而抵抗最弱的路线，在敌人动摇时猛施压力，扩张战果，从而避免失败。”　

同理，早在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越南籍将领洪水就给予毛泽东支持。中共取得政权后，更被授予少将军衔；毛泽东和胡志明也是感情笃深。“抗美援越”期间，中共也是将白龙尾岛划给越南，安装雷达和防空武器，当做在北越遭受先是法国，后为美国轰炸时预警的“桥头堡”。后来，这个白龙尾岛也是中越划界时，“顺手”就给了越南。

中印之争，源于“麦克马洪线”，也就是当年英国殖民印度时期，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签署的协议中所划定的边界。对中国而言，没通过中国中央政府，是西藏地方政府与印英政府签署的，因而是无效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夺取新中国政权后，依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对“丧权辱国”的协议等一概不予承认，对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当然会拒之不理。

中国历来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推论这个世界，并以为别国和自己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那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补偿心态和利益交换，是从二战后期，周边国家对华态度和战略考量开始的。先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在中国抗战最吃紧，须要开辟东方第二条战线时期，在与当时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党代表会谈时，就把中国必须同意外蒙古独立作为先决条件；如果不同意就不出兵，依然让中国军队在本土与日寇对垒，其胜算渺茫。

再着眼于战败者的心态：1962年中国战胜后，不仅再放弃大片领土，而且将缴获大量武器擦拭干干净净交还印度，这无疑是再次羞辱。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将六国武器收缴铸就12个铜人有“止戈为武”的警示；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胜利一方收罗法军的武器，铸就了面向并警示战败者的雄狮。中国胜却没有巩固胜利果实不说，还把武器擦拭干干净净还给印度，在中方看来，仿佛进港的战舰空炮七响，以后还会“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对印度这样的战败者而言，那就是三倍于羞辱自己的“二十一响”！

但是，换位思考，那些对中国做出牺牲，或者叫贡献的国家而言，人家何尝不想有所补偿和利益交换？当年的越南如此，朝鲜如此，难道印度会有例外？与朝鲜，越南没有“宿怨”的，同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尚且如此，继承了英国衣钵的印度会有例外？所以说，史料记载，当年尼赫鲁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时，毛泽东想了十天十夜也没想明白，只好让战争来断曲直。

如果说，当年中国没有遵循这样的战略，从而导致今天的被动，那么，还是克劳塞维茨的话依然有启发：“在对付一个只受内在力量限制，而不受其他任何法则约束的野蛮的敌人时……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但是，该文只是说明中印之争的历史渊源；而今，随着中印又爆发对峙事件，窃以为，可以将为什么爆发该事件的外部因素再叙述一番。

但是，从印度一方而言，不管是中方认为的“非法”的协议，还是与西藏地方政府间划定的边界，只要签署，就是必须遵守的。这种心态也罢，诉求也好，对中方而言，似乎难以理解。但是，对印方而言，就是须要补偿，或者说交换的一种传统国际法上的“割让”；之所以有这种作为，是基于一种补偿心态和利益交换。

2017年8月28日，当中印在洞朗对峙时，我在《联合早报·言论》撰文《从史料看中印之争》，详述了战争的起源并预测了后果，所依据的史料是“西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和西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编撰的《西藏大事辑录（1949年—1985年）》，可以说，是一部取自于中国官方的“信史”。

先说朝鲜，抗日战争时期，也是有灭国之仇的朝鲜人，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期在上海成立；后有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国长白山安营扎寨，等到朝鲜劳动党在北朝鲜成立政权，就向中共提出原配属四野的朝鲜人投入“民族解放运动”。为此，中共向朝鲜方面输送三个由朝鲜人组成的师级部队，为后来韩战中北方突击冲锋做出了贡献。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在中国看来，那是“不毛之地”；在印度看来，中国主动后退20公里后继续蚕食的大量土地，就像当年斯大林强行将外蒙从中国划走一样，那就是阻滞中国从青藏高原俯视印度的天然屏障，和可以安置大量人口、水肥草美的“香格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