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新风尚能否被疫情所改变?时下,流行病学专家成为公众与媒体的新宠,他们能重新唤起对科学和事实的尊重嘛,还是一傅十咻、于事无补?看看美国大名鼎鼎的福奇医生的境遇,恐怕不甚乐观。
社会政策何去何从
联手抗击疫情,正是重建国际互信与合作的宝贵契机。缺乏互信、缺乏共同愿景、缺乏有力的领导者,导致了抗击疫情的混乱迟缓,助长了悲观情绪。在这种局面下,无论是推动全球化转型升级,还是加强危机下金融、经济政策协调,或者管控地缘政治冲突,都无从谈起。
无须辩论、论据和推理,仅靠大声宣称或断然否认,就能确立或抹杀一项事实,正是特朗普总统开启的“后事实”时代的独特魅力。其民粹主义支持者不在意事实,立场和情绪才是决定性的。何止美国,民粹主义借助自媒体“回音室”效应,早就在全球开启了“后事实”时代:探究事实显得多余,理性交流日渐稀缺,聆听和悦服成了近乎失传的美德。
显然,咨讯和思想的自由市场也会失灵,变成谣言和情绪的自由市场。在这个市场里,越刺激情绪的产品,市场占有率越高。不幸的是,政府和传统媒体抱着各种目的,亲自下场炮制。特朗普总统刻意淡化疫情威胁、夸大羟氯奎宁作用,仅是两个小事例。
特朗普3月份曾表态称,美国将成为自给自足的国家。让他接受这个浅显的道理似乎很难:冠病疫情之下,无人能独善其身。危机关头,无法指望特朗普政府领导美国肩负起国际社会领导者的责任。欧盟、中国、日本也无法单独发挥这种作用,只能寄希望于这些国家抛弃猜防,尽快加强协作。国际社会也应共同敦促美国社会,提早作出正确抉择。
4月初,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退出美国总统竞选,虽然此时激增的感染与死亡人数,正佐证着他对美国医疗体系的激烈批评。他掀起的左翼浪潮并未消退,反而持续牵动着民主党的左转。疫情下检讨医疗体系的声音高涨,此前部分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备受攻击的软肋。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国际合作。如果这场疫情持续一年以上,可能造成百年不遇的政经危机,国际社会必须做好最坏打算,超越纷争龃龉,携手共渡难关。
“事实”还是“后事实”
全球化逆转还是升级
粮食、能源、人员跨境流动等问题,及背后的主权与“独立自主”将更受关注。重估全球化风险成为有力思潮,必将催生更严格的规制、更积极的指引,以缓解政治与安全顾虑。疫情会戏剧化地终结本轮全球化吗?是否会像许多人所预测的,退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甚至更早的模式?难以想象,世界经济会稳定、平滑地实现如此巨大的调整。
最终,只有科学能战胜病毒。在此之前,科学家先要战胜一些广为流传的错误看法,以及各种阴谋论。戴口罩是否有用、冠病是否是大号流感、没有疫苗能否解除警报,这些本不复杂的事,在政府其它考量和媒体特殊偏好下,令人无所适从。病毒溯源更纠缠不清,普通人看不懂《柳叶刀》上的专业文章,却易被自媒体上言之凿凿的阴谋论所吸引,因此美国军方、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比尔·盖茨都有了制造、传播病毒的重大嫌疑。
疫情强烈冲击着现实世界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未来不仅取决于挑战,更取决于回应。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应作出正确抉择。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的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
冠状病毒疫情将如何改变历史、重塑世界秩序?这既取决于疫情的进展,更取决于国际社会将如何应对。然而人民和政府都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政府间无谓的纷争、猜防,社会上屡见不鲜的种族、地域歧视与排斥,以及各色各样的阴谋论,干扰了国际社会为抗击疫情开展有效合作。
国际社会应携手避免以上两种情况,推动全球化转型升级。经济全球化的“脱嵌”如此严重,激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已使全球治理举步维艰。如无法实现有力的结构调整,危机将接踵而来,伴随着更为惨烈的清算。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经济的暂停与重启,不失为一次难得的改革契机。
此前的政治叙事多聚焦大国博弈、文明冲突、模式之争,而民主与威权的对抗,则作为轴心概念贯穿始终。这种视角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即西方对中国抗疫经验的蔑视、轻慢。设使疫情先暴发于其它国家,西方的防疫想必会更敏锐些,至少不会浪费大把时间冷嘲热讽,也不会对既有经验如此抵触。
国际社会如何因应
此外,各国纷纷推出对民众的现金救济,若经济重启艰难,这些措施势必延续。疫情会带来一场普遍的左转潮流吗?果其如此,对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会有帮助吗?恐难一概而论。至少散发现金等救急之举,无法替代真正的社会改革。抑或反之,因经济困境和反华情绪带来普遍的右转?如果政治人物刻意操纵,叠加贸易龃龉和地缘因素,也难保不出现这种局面。
但该解释是否意味着,政治叙事应多采纳善治、政府效能等框架、视角,淡化民主VS威权这一轴心概念呢?抑或说,要继续以政体二分法的对峙视角,看待不同政治文明、发展模式,还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务实看待彼此长短得失,以促进交流互鉴?切记,世界常常按照人们看待它的方式来呈现。
政治叙事两大主题
最大的可能,仍是没有重大改变。因为资本的力量和历史的惯性都如此强大。世界会恢复旧貌,将各种风险、不满抛诸脑后,直至下一次危机。另一种可能是悲剧性的,即主要国家应对危机时缺乏协同甚至以邻为壑,导致现有经济体系解体,重现上世纪30年代的情形。稍后清算,还是即刻清算?
观念的转变会加速该进程。欧美防疫物资短缺强化了供给安全意识,让特朗普总统将产业链纳入国家安全的做法颇具前瞻性。作为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旗手和捍卫者,默克尔总理在欧元区财长会上呼吁:欧洲应从大流行中汲取教训,在重要医疗器械方面发展自给自足的能力。类似观念再度流行,跨国企业面临更大压力,美国、日本已出台政策,对企业回迁进行补贴,可谓因势利导。
很多国家都在审视其医疗体系。在取得阶段成绩后,中国卫生行业有知名人士呼吁,恢复全民免费医疗,指现有医保制度激化医患矛盾。沙斯后中国社会反思偏重经济、忽视社会的发展模式,当局遂提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理念,在社会领域补上了不少欠账。人们期望此次疫情后也有类似改进,左派人士进而主张要恢复计划经济时代一些做法,这种主张对底层民众是颇有吸引力的。
西方社会很难正视:威权国家做到了他们难以做到的事。一些政府在疫情暴发后一改对中国抗疫的正面评价,难掩猜忌、愤懑与质疑,恰恰源于这种挫败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撰文解释,这并非自由民主制度的失败,而是国家能力问题,民主和威权并不天然决定国家能力的高下。这一辩护将责任归咎于执政当局,在理论上为自由民主制度挽回了一些颜面。
冠病病毒的威力远胜关税,陡然改变了市场需求、金融环境和大宗商品价格,全球产业链也将随之调整。如疫情持续过久,本土化、区域化的供应链将成为现实选择,跨国企业会牺牲一些效率,寻求更多元、更稳定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