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疫情肆虐，因派送报纸延误，连每早六点起来读《联合早报》的习惯，也不得不改掉了。4月21日晚李显龙总理因应疫情现状，又将本地管制措施延长到6月1日。
而东西方，在疫情之后只会渐行渐远，双方的隔膜将会日益加深。在此种局面之下，全世界都将是输家，又何谈任何形式的赢家？
这次疫情，即使中国毫发无伤，整个中国的内外部形势也已无法回到过去。这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隐忧。那些借助疫情起源，想要将自己失职怪罪到中国身上的行为固然可笑，并且，我也不觉得任何借此向中国索赔的行为，有多少法理与道义基础，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外之间的经济、政治与外交关系，都不可能因为这场疫情而得到任何正面的改善。
想想一个月内，新加坡政府要付出的天量财政开支，以及企业与个人如何能够再撑过难关，都颇让人愁肠百结。再看看欧美每日数万人死亡，与数十万新增病例的惨状；非洲、印度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会否因医疗设施的落后，而被疫情彻底击垮，也都是巨大的隐忧。如此局面，真让我们这些小国中的草民，忧虑局势不知伊于胡底。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中国会成为赢家的理由，至少就长期战略而言更是如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改革派领袖，其所形成的改革共识其实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在政治等其他领域实行改革，如此慢慢实现民主化与公民权利的更多保障，并逐渐释放民间的活力，以最终实现社会的平衡过渡。
然而，22日中午还是颇为错愕地读到了杨荣文的大作《中国或成为冠病疫情大赢家》。姑且不提当时全球已有255万人感染病毒，以及17万多个本来鲜活的生命个体因病毒而亡，更不提他们残破的家庭与一个个被摧毁了的社区、国家与经济体，即使毫不考虑这些因素，我也不认为中国，乃至任何一个国家，会在任何一种意义之上，成为这场旷世灾难的残忍赢家。
然而，不能不说这个过程却出人意料地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早已成黄粱一梦。国进民退等一系列措施，也使稍有点钱的中上层，把移民与资本抽离当成是救命稻草，连李嘉诚都望风而逃，其核心还是在于对私产的保护，一直没有制度上的确立，反而是集权日益反弹；与此同步的则是东西方的矛盾日益加剧。
我猜测即使是中国自身，也肯定不会想到要将一场至少最早暴发于中国——姑且不管它到底是人祸还是天灾——但最终却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瘟疫，当成是自身的胜利或者是契机。
以香港为例，1990年邓小平在接见李嘉诚之时说的话很有代表性，邓说：“（一国两制）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就是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更没有变的道理……。”至少当时包括李嘉诚在内，以及多数中国知识阶层的共识是，五十年之内实行一国两制，而五十年之后则要实现大陆的“香港化”，而非反之。
如果其他各国能够真正意识到此疫的空前破坏力，并利用这个窗口期来更加严格地执行管控措施，这个世界至少要比现在更为安宁。然而，不得不说，由于体制的原因而导致各方势力的博弈，民主社会本身的弱点，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之中暴露无疑。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显示了集权制的某些优点。
这次灾难，持平而论，我们也不提任何那些将之归结为中国故意人工合成病毒的民间可笑阴谋论，并且即使中国早期对于社会舆论的控制，使得全社会对于疫情的发展有了制度性的低估。但即使是纯然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我们也应看到：正如杨荣文在文中所正确指出的，由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果断封城措施，使得至少在中国境内的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