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上，应改变对主政官员的考核方式，让地方的全体公民，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对主政官员当年的执政得失进行投票评价，用支持率作为考核的主要政绩指标，综合奖金奖励、提拔降级等多种方式，来激励主政官员更多地向下负责。
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则不应用于连任选举，应转而采取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是否连任，毕竟在任者更有资质，应有优先资格。比如特朗普首任结束后接受全美公投，支持率过半就直接连任，这可在时间尺度上，用直接民主平衡上一次大选时的赢家通吃。如此，特朗普首任内就会极力弥补国内政治分歧，团结民众，而非只关心基本盘，甚至不惜通过撕裂民意来巩固自己的基本盘。若没通过考核则不可连任，再举行两党竞争性选举才较公平。
当前，中美都面临着信任危机：在非常规的疫情冲击下，武汉及湖北的地方治理令中国民众十分失望，一次又一次的举措失当，引发大量的公共舆论事件，大大降低了民众对地方治理的信任度；这与中央坚决果断迅速的应对赢得广泛的赞誉，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则由于逐渐两极分化、互不信任的政治氛围，加上弹劾、竞选等频繁攻击对手的政治活动，使得这次疫情一开始就被轻视、被政治化，哪怕专家在尽力补救，终究无法逆转决策者的战略误判，美国人民很可能将付出二战以来最为沉重的生命代价。
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化，封城封国造成数十亿人在家隔离，生计岌岌可危。未来，病毒这个维系着共同恐惧的人类敌人被控制了之后，个人从人类的一分子还原成了社会的一分子，失落、愤怒、无所适从将被释放出来，世界将迎来重建断裂秩序的后疫情时代，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意味着那将是个极度危险的时期，正如托克维尔警告改革初期的危险性那样。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正迅速演变成一场经济灾难，接下来很可能转化成社会乃至政治灾难，人们必须早做准备。
而全民更频繁、更实质地介入领导人的政绩评价，提高民众的参与感，让每一张选票都能发挥作用，鼓励政治家提高绝对支持率，真正的信任才会建立起来，民主对于政治才是有益的。
在这个人人都要争夺话语权的平民时代，如何重建信任呢？答案是更为直接的民主。人们应该跳出既往的政治思维框架，大胆启用公投来改革中美的政治体制，让每一票都派上用场，用更为直接的民主方式重建信任。如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唐斯（Anthony Downs）所言，“每一次选举都是对执政党政绩的一个事后评判”，聚焦于此，便可将全民投票蕴含的效能最大地发挥出来。
（作者是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这种制度可称之为公投考核制，笔者已在几个月前于《联合早报》撰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即提出了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新制度可以看作它的升级版。
东西方就应对疫情的中西（尤其是中美）政治体制进行一场反思与辩论，基辛格特别撰文判断“冠病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这仿佛是一个讽刺的隐喻，人们只有相互隔绝、相互不信任，才能保护自己免受病毒侵害，这是病毒对人类社会的次生灾害；而人们只有开始学会信任对方，才算真正战胜了病毒，找到结束危机的出路。
无论东西方，政治都以争取支持者为核心，建立官民之间的信任、民众之间的信任，应该是政治家的主要任务。在中国，信任主要通过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完成重大的政治承诺取得；在美国，信任则是通过竞选程序、许下承诺争取（相对）多数人的选票得到。
失败开始促使学者认真地反思自身政治制度，而不是浮于表面地批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外交政策》上，就发文宣布“美国能力之死”，直指美国的政治体系中“获得招募和奖励的都是那些最善于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敦促美国人反思“花费一整年的时间去选举一个任期四年的人是否真的有意义”，并认为“政治的根本变革可能是我现在仅能看到的一线希望”。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信息传递不畅的缺点，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已是老生常谈，在这次抗疫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但美国的一败涂地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如同中央集权制会遗漏重要信息一样，在西式民主的社会，有价值的信息仍要去争取主政者的注意力，而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话语权、其他信息的竞争、主政者的偏见与政治考量等因素，无须特意隐瞒，它很容易就“淹没”在弹劾、竞选、对中国的嘲讽等信息洪流之中。
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信任都是宝贵、稀缺的资源。信任是相互的，在自由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里，信任可以扩大对领导人的授权，减少干扰，使其可以更加专心地应对重大问题；在集体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里，信任可以扩大对民众的授权，激发活力，使整个社会更加宽容、更有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