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基层组织健全。城乡居民自治组织如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虽然泛行政化，但机构与人员健全。在配合政府宣传发动群众、严格社区防控、督促居家隔离、保障城市运行等方面，是一支重要力量。
二是政令统一、掣肘较少。各级党委政府统揽全局，决策确定后，鲜有人敢掣肘。虽然不相隶属的职能部门、各地政府偶有推诿扯皮、争功诿过的事，但都无伤大局。只要事态明朗，中央政府决心已定，所有行政力量都会高调地服从大局、宁左勿右。即便缺乏法律依据，也会对一些紧急措施处处绿灯放行。为了保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力量，在效率上却有过人之处。
有人遂称，看来官僚主义是跨文化现象，各种体制在应对此类危机时，表现令人满意的不多。有人打趣，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选举计，对疫情威胁轻描淡写的态度，似乎与武汉政府因政治考量干扰防疫，有异曲同工的味道。还有很多网民呼吁疫情严重的国家赶紧“抄作业”，借鉴大陆防疫模式。
这些方面，现行体制具备特殊力量，同样无法否认。这便是邓公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一直为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火速建成，以及普遍实施的极其严格的交通和社区管控，都是这一优势很典型、很具代表性的举措。
归结起来，在不明疫情面前，中国的体制没有做到迅速反应，这一点绝不因其他国家防疫工作迟缓、混乱而改变。在事态明朗后，体制的优势得以发挥，但必须看到，防疫所需的统一调度指挥、社会暂停运转、全民居家隔离、严管严控措施，正是体制相对擅长的。
所谓体制劣势。1月初，武汉市延误防疫，铸成大错，任谁也无法否认。17年后重蹈沙斯事件覆辙，足见政治结构单一、权力过度集中，常常会压制刺耳声音，阻滞负面信息传递，导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明危机中反应迟钝，或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这是一个痼疾顽症，虽不乏文化与社会因素，但体制特性仍是最直接的原因。
随着意大利等国家也采取封城等措施，正可观察比较，其他体制采取同类措施，力度和效果是否有差异。即便大陆在防疫中有一日之长，也应视为在特定条件、特定环境下的优势，不可推此及彼，任意夸大，欺人自欺。这无助于反思，无助于体制的革新与完善。谦虚，使人进步。
通过“比烂”确实能提醒一些理想主义者：世上没有完美政体。不过，这也会混淆问题，助长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的政治态度。在官僚主义与防疫迟缓的事上，这种态度再次制造了混乱，可能让一场深刻而有益的反思契机悄悄溜走。指责和嘲笑别人，从来无助于改进自身缺点。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的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
中国体制防疫优劣势
至于城乡居民自治组织，平时主要承担基层行政机关摊派的任务，服务居民的能力弱化，衙门作风很重。名为居民自治组织，实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前哨。它们善于执行封门站岗、盘询出入这类简单任务，在组织居民自治、维护公民权利、提升精细化治理等方面，经常缺乏动力。
即便大陆在防疫中有一日之长，也应视为在特定条件、特定环境下的优势，不可推此及彼，任意夸大，欺人自欺。这无助于反思，无助于体制的革新与完善。
一是政府直接掌控和支配大量资源。特别是医疗资源，医院大多属于国有。大量医护人员怀着高尚情感，秉持极高职业道德标准，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湖北防疫一线，这一点不应抹杀。但也要承认，倘若这些医院并非国有，组织调动的力度速度，恐怕要打不小折扣。在口罩等防疫物资与生活用品的生产、调配中，国有企业也担当了重任。
至于中国在防疫中展现的优势，也应具体分析，不宜泛泛而论。中国为什么能？至少有如下原因。
3月5日，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某小区视察群众生活保障情况，有居民透过窗户大喊“假的”“形式主义”，当场拆穿社区假装让志愿者送菜送肉给业主的事，气氛尴尬。3月7日，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竟表态要在全市深入开展感恩教育，招来网上一片痛骂。今时不同往日，当地民众对官员们一些难耐之举，很不留情面。
以他国防疫之失为本国开脱，正是中国民间意识形态纷争中常用的“比烂”思维。
饱受2019冠状病毒疫情折磨，中国武汉市民怨愤难平。日前，接连有高官撞在枪口上，触了霉头。
体制支持者惯以这种方式反击批评者，证明许多社会弊端是跨文化、跨国家现象，并非中国体制独有。
进入3月上旬，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海外的疫情却加速蔓延扩散。不少国家也出现重视不足、应对迟缓、混乱等问题。这似乎冲淡了中国年初的失误，突显了其后续措施的力度及效果，为“体制优势说”挽回了一丝颜面。
另外，也不应忽视防疫工作中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封城恰逢春节期间，时机非常适合整个社会暂停运转。二是武汉疫情暴发的惨景教育了民众，全社会防疫意识迅速提高。没有民众自愿禁足，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也无法强制全民居家隔离。
其实，武汉封城后，大批医护人员“最美逆行”，社会各界慷慨捐赠，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迅速建成，这许多振奋人心的事，民众是感动、买账的。这中间并非没有政府的努力，不过疫情尚未结束，前期责任尚未追究，就急着揽功摆好，让很多人顺不过气来。招骂是自然的。
作为体制末端的毛细血管，本该是体制深植于社会土壤、实现营养交换的根须，却有僵化枯萎之虞。切不可因为完成了一项简单、擅长的任务，而忽视其长期存在的缺点。
如何评价中国抗疫工作？国内国外，言人人殊。这场灾难是否暴露了体制缺陷，抑或反之，彰显了体制优势？论者各执一词。倘若抛开情绪，尽量客观评价，可以说疫情之下，体制的劣势与优势毕现，一览无余。
细看上述优势，也是相对的。政府直接掌控大量资源，包括医疗资源，不正是武汉多家医院对不明肺炎病例不敢确诊、上报的根源所在？政令统一、无人掣肘，不正是行政力量能够训诫吹哨人、压制刺耳声音的原因，不也是许多重大决策因缺乏制衡、质疑而频频失误的原因吗？
何止武汉。联想不久前《大国战疫》一书风评不佳、匆匆下架，可知舆论对官方操持的自我褒奖十分反感。社会期待一场触及灵魂的反思、检讨和真实改变，绝非自夸自娱。真不晓得，文宣部门对此究竟是浑然不知，还是故意“迎难而上”？
所谓体制优势。1月20日后，政府毅然采取封城等断然措施，举国驰援湖北，全民居家隔离，在40多天内基本控制住疫情蔓延，也是事实。短时间内，各级政府广泛宣传发动，调动海量人力、物力，把抗疫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强力组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