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想提出来的，是社会怎样看待新闻传播事业所面对的挑战。
虽然我也很钦佩现在的年轻人很有创造力，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世界，但是我觉得知识、深度如果不够，对现状的理解碎片化，对这个世界会是相当麻烦的事。我觉得年轻人不看新闻，不读报，其实不是做新闻的人的事，而是社会共同的忧愁。当社会交由秒速的关注度主导，失去宏观与深层次的思维，付出代价的是整个社会。
雅虎比谷歌、推特等的历史都久，当然它们都是技术公司，不是媒体公司，但是现在，因为信息科技的颠覆，对媒体公司来说，有基础和有前景是两回事，没有历史的可以在没有包袱的情况下创新；有历史的只能寄望“转型”，但是“转型”要考虑的因素往往更多。高寿的时候希望长生不老，这个灵丹妙药更不好找。
华文媒体会重新起飞，不是在我这一代，而是在下一代人手上。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的历史角色，是让下一代人踩踏成路。传统上，副刊的同事比较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有同事立即反应：什么还要等到下一代人，我们下来会不会被裁退？我们的工作保得住吗？
虽然前面我说，现在媒体行业不能单凭热血和理想，但是我也必须说，如果热血不够，没有理想，那这个事业也就用不上“坚持”两个字。难的工作，做得下来就更能够体现“坚持”的价值。今天，我还是要跟在新闻前线的同人说，你们，和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后面负责给你们的意义，加上有不错薪金待遇的保障；你们在前线自己真的要去寻找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点上，你们做新闻工作的意义。
我当然也没有灵丹妙药，也在上下求索。我几次翻找新加坡的华文报业史，要了解创办人办报的理想比较容易，特别是20世纪转折前后出现的报纸，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华人报人的理念，对中国局势的关注；这些报纸和资料，谈到财务状况和实际运作细节的比较少。
两个月前，我和几位同事到吉隆坡参加《星洲日报》的90周年报庆。《联合早报》跟《星洲日报》有历史渊源，我们前身的一半是星洲日报。再过三年多一点，也就是2023年，《联合早报》和我们前身的另一半——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要庆祝创刊100年。
因为新闻传播事业已经不是文字和内容工作这么简单，当中有多种层次，除了传统上受到认可的文字、内容的生产能力，它还包括技术含量、业务经营等等，它其实跟很多其他行业一样具吸引力，一样精彩刺激，一样需要最好的人才加入和留下来打拼。
这种理念感动了一代代很多去做报纸的人。报纸应该怎么做，怎么负责任，怎么有公信力，怎么传达正能量，报人应该什么风骨，受到关注的是这些。越是逆风而行，越是体现这样的素质。即便是因为大环境使得必须戴着脚镣跳舞，也要有自己的舞步。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做新闻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在新加坡做新闻，我常会围绕新加坡的情况思考。现在我常听人家跟我说，年轻人都不看新闻了，年轻人都只扫短信息和图片了，年轻一代看手机两三秒就换画了。还有一些人的说法是：报纸没有人看了。我经常想，你们告诉我这些现象，是要对我们表示同情，还是告诉我：这是你们媒体的问题，你们完蛋了。
实际上，今天很多新闻机构、媒体公司，包括国际的新闻行业协会，经常在谈的是经营的问题，用怎样的策略，配合新的技术，吸引和留住受众。受众改变了，经营的方式改变了，因此一切运作不得不改变。“融媒体”怎么“融”，包括新闻室的座位怎么安排，流程怎么走，记者怎么一人做三个人的工作、成本怎么控制等等，管理者花许多精力在这些，编采新闻的同事跟着受影响。
我希望两者都不是。对我来说，我们怎么经营确实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优质新闻的式微，应该不是只属于媒体公司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媒体公司从盈亏的角度，也不认为要去力挽狂澜，要花很高的成本去维护优质新闻，他们更需要去迎合年轻人的口味，用创意的方式去呈现年轻人要的内容，赚取他们的点击。这是市场的规律，由市场来决定，看起来是很合理。
这是非常实际的反应。我没能做任何的保证。实际上，过去几年里，我们确实裁退了人，与此同时，我们又新聘了人。我们须要调整资源的配置。因此，我想提出的第一点，是此时此刻，除了技术之外，对这个行业来说，吸引和留住人才无比重要。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人，和他们掌握的技能非常重要；此外，团队的组成要更多元。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这是她获颁星云真善美传播奖“杰出贡献奖”后发言。本文为删节版本。）
清末到民国初期，传播新思想时，办报似乎都是知识分子自然选择的路径，有一种浪漫的想象，满怀激情和理想。之后，大家对报纸的传播力都很看好，很多时候就这样前仆后继，一家报纸接着一家报纸地办，传承的是一种要把社会改造得更好的理念。
这个年代，报纸还能那么“高寿”，确实很不容易。2014年我去美国参加同业的会议时，主办者也安排先参访几家在旧金山附近的美国公司。当我们去雅虎时，接待者积极地给我们做报告，但是大家兴趣不大，远不及去谷歌时的兴奋，连谷歌的餐厅都要拍照留念。
李光耀先生在1972年一场演讲时说，最聪明的学生去了念工程系、理科、医科、经济等等，不是那么聪明的就去念政治学和社会学。如果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们就去当记者。当然，这是将近50年前的话，说的是新加坡的情况。我认为，今天我们的新闻传播行业所需要的人才，并且是参与决策，甚至主导的人才，背景要更多元。
从某个角度来说，新闻传播加上信息科技的改变，其实也把传播行业推到颠覆时代的前端。单靠热血、学识、眼界和文采都不能成事，因为我们面对的，越来越是数字的考验。我经常会跟内部不同报、不同组的同事交流。几年前跟联合早报副刊组同事谈时，他们问我对早报前景的看法。
媒体机构在寻找新的经营模式，面对运营压力的时候，自然会去做的是削减成本。有一些成本在技术可以取代人工，在人须要变通时，确实可以削减，但是当新闻机构被完全交给市场，而市场本身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摸索自己的运作和增长模式，那优质新闻面临式微的风险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都不清楚优质新闻在未来一代、两代人是否还有市场。
而虽然新闻事业这么颠簸，但是我自己的价值理念很坚定。有学生和刚入行的同事问我，怎样可以做好记者的工作，我的答案总是只有一个，我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记者。我自己有坚守的原则、有对人对事对物的情怀。怎么做人就决定了我做怎样的记者，做怎样的新闻事业传播者。
我的判断是：因为新加坡教育制度语文政策的改变，华文媒体的读者群缩小，本地市场短期而言是萎缩，但因为中国崛起，我们长期还是有作为的。我认为我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把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清除整理好，把基础再巩固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