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论，“26项措施”让国民党“捡到枪”，凸显民进党当局欠缺两岸治理能力，无法建立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如同大陆提出两制台湾方案以及香港发生反逃犯条例抗争一样，利于蔡英文拉抬原先低迷的总统选情。台湾蓝绿政党居于各自政治利益的理性计算与维护，皆选择性地撷取对自身有利的政治诠释角度，试图抢夺两岸论述话语权与主导权，在选举市场中达成选票极大化目标。
这些给予台湾民众享有与大陆民众“同等待遇”的措施，有的学者认为除领事保护是超国民待遇外，其余权益已属准国民待遇。基本上，2018年2月28日公布的“31条措施”属于政策性、原则性、指导性的纲领，“26条措施”则是具体性、实务性的作为。这是大陆当局基于“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策略，给予台湾民众“同等待遇”，借此实践“融合渐统”和“反独促统”目标。
就此而论，尽管大陆当局对台政策具有“硬更硬、软更软”的双元政策结构特性，然而“和平统一”而非“武统威胁”的两岸发展路径及目标，仍是对台政策主轴基调。唯蓝绿政党基于各自政治利益，也有不同诠释与因应。
再者，“26项措施”并非如同国民党所言，是冲着民进党政府的“中共代理人”相关法案修法，付委一读的政治反制动作。从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被大陆当头棒喝”，及国民党籍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所谓“乐观其成”的反应，显然大陆当局柔性对台措施利于国民党选情。事实上，大陆当局不太可能在10月底民进党立院党团刚将“中共代理人”相关修法草案付委之后，就在11月初立即端出展现惠台善意的“26条措施”。
由于国民党、民进党在意识型态、国族认同之差异，也会产生不同国家利益界定。故国、民两党对“26条措施”的解读，也会从自身需求采取片面有利于己方式诠释。民进党当局跳跃式地解读为“意图影响台湾大选”，国民党则是夸大化的解读是“冲着中共代理人相关法案修法付委”的选举操作，两造解读各有其局限性。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最后，2020年台湾大选之际，大陆当局透过两岸议题的创设，尽管大陆当局宣称在主观上强调从未介入台湾选举，然在客观上，大陆当局透过释出“26条措施”，此等两岸政策议题必然在选举市场上，导致台湾内部政党间激烈两岸政策辩论，从而影响台湾大选中的两岸政策辩论攻防。
这样批评并没有切近实际，反而是掩盖在两岸无法协商对话下，民进党当局根本无法有效治理两岸交流所涉及的民众权益问题。台湾当局直指“中共企图透过融台促统政策措施、拉拢台湾，意图分化台湾内部，更证明企图介入影响台湾选举”，此固然符合“26条措施”所发挥的客观政策效应；但却凸显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陷入左支右绌、进退失据困境，无法以具体两岸政策因应来自大陆对台政策之温情攻势。
其次，对于国台办发布的“26条措施”，蔡英文当局、陆委会、外交部、经济部及民进党的反应仍非常制式化，主要是从经济社会领域之怀柔与吸纳、统战分化及介入台湾大选的角度，抨击“26条措施”是“名为惠台，实则利中”；并指称“大陆意图以此框架台湾”及“大陆企图介入影响台湾选举”等，而非是考虑两岸交流衍生问题如何协商解决，借此以满足台湾民众之实际需求及解决衍生问题。台湾当局直指大陆当局再度推出“26条措施”，只是掩饰所谓惠台“31条措施”执行不彰之事实。
换言之，这提供蓝绿政党两岸政策辩论素材。蔡英文当局使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行动方案”，以高度政治化角度评价“26条措施”，夸大化、标签化此措施之目的是“意图影响台湾的大选”。
从大陆内部的政治决策体制运作来看，提出新的对台措施需要调研阶段、汇整工作及跨部门会议、对台领导阶层拍板决定，此需要相当浩大且漫长的程序与时间来沟通、协调与整合。
国民党批评“26条措施”，是对大陆当局对“中共代理人法”回应与反制，则显得过于简单化、跳跃性政策思维。国、民两党通过对“26条措施”诠释、辩论及是否支持，进行政治动员、政策行销及政党选举竞争。国、民两党皆过度操作“26条措施”，以作为选举议题之策略运用；两党皆运用两岸议题做为选战操作的政治工具，服务各自政党的政治利益。
这“26条措施”前13条是针对台资企业与投资、后13条则是针对台湾民众为对象。在台商投资权益包括台企与陆企同等参与5G、循环经济、民航、主题公园、新型金融组织等投资建设。在台湾民众权益包括给予领事保护、农业合作、交通出行、通信资费、购房资格待遇、文化体育、职称评审、分类招考等领域。
首先，国民两党基于各自政党利益而有相异诠释。从对台“31项”到“26条”措施，基本上属于大陆当局对台政策中经济社会融合策略之完善，有其政策发展逻辑与轨迹，并非以影响台湾大选的选情变化为政策思维之主轴。然无庸置疑的，在客观效应上也会影响选举中两岸政策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