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专制政权的“原罪”
自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从一个孤立的贫穷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单单是让8亿人脱贫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值得中国大书特书。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已花费数十亿美元改善其在海外的形象。例如，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目前已有170多家海外分社，并计划在2020年前扩大到200家。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目前拥有六个频道，其中两个为英语频道，其他则是阿拉伯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频道，报道团队遍布70多个国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从32个海外分台，以43种语言广播1100多个小时的节目。
提出“软实力”这一术语的约瑟夫·奈（Joseph S.Nye）认为，软实力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和价值观。迄今为止，中国严重依赖金钱、孔子和官方宣传来增强其海外的软实力。
我们固然可以称之为双重标准，但中国以外的许多人似乎站在示威者一边。即使中国的说法符合事实，西方民众也不会轻易接受。这种固有的偏见确实导致了中国在西方的低支持率。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18年10月所做的民调，在全球25个国家中，45%的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43%的人持负面看法。该调查还发现，全球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着比10年前更重要的角色。有趣的是，在美国，72%的人认为中国现在比10年前更重要，而只有31%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持同样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视中国为全球大国。
软实力的欠缺
截至2019年7月底，中国已与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能否持续，面临哪些挑战和风险，是中国政府须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2018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拉加德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须要确保“一带一路”的项目仅在有需要的地方推进。中国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时，应该更有选择性，并减少对低利润或政治、经济不稳定地区的投资。
由于中国的幅员辽阔和采用一党制，崛起中的中国在内外政策上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除了在国内的发展上，专注于实现经济自由化、政治开放和社会公正，中国别无他法。
关于中国的海外宣传，一些中国学者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坦率的建议。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说：“如果中国讲述的故事对自身缺点避而不谈，就很难让人将中国视为有吸引力的价值观的传播者。”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说：“只要（中国的）政治体系否定，而不是促进人类自由发展，其宣传努力就将面临艰巨的挑战。”
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该倡议已成为中国的标志性项目。在实施六年后，出现了许多问题和关切。在开展如此大规模的项目之前，似乎从未进行过可行性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耗资数万亿美元的大型项目，反映了中国自我膨胀的心态，认为它已经是一个世界主要大国。许多中国官员确实相信金钱万能。有些人甚至开玩笑说，钱能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尽管中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享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支持率，有些国家甚至对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实现部分经济自由化的所谓“中国模式”感兴趣，但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形象仍然是好坏参半，在大多数民主国家更是欠佳。总的来说，中国要成为受人尊敬的全球领导者，拥有鼓舞人心的软实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于2004年在首尔设立了第一所孔子学院。现在，它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里有500多所孔子学院，另有1000多个孔子课堂在中小学。由于对这些中国政府资助项目的真正动机有所怀疑，以及指控它们侵犯所在学府的学术自由，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孔子学院被关闭。
成为全球领导者之路漫漫
然而，这种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作用的认识，并没有转化为对中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支持。在25个国家中，63%的人更喜欢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世界，而只有19%的人支持中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显然，中国的国际形象仍然是好坏参半，软实力依然薄弱。
好坏参半的国际形象
作者是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本文是作者为《联合早报》旗下的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供稿，其英文原题是“China's soft power conundrum: the big divide”。黄金顺译。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今天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用官方的语言来说，中国正在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成就和转变，加上几十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导致普通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多项国际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状况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对未来也最为乐观。
然而，中国的海外形象却是天差地别。在中国以外的许多人眼里，特别是在西方和一些与中国有各种争端的邻国，中国看起来就像一个咄咄逼人、威胁性强、自私自利的大国，在国内有着严密的政治控制和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由于中国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中国与邻国的地理距离，这种认知差距在短期内不会消失。
“厉害了，我的国”今天在中国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时髦用语，在年轻人中更是流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繁荣、和谐、自信、稳定且不断发展的大国，在国际上扮演着负责任的角色。
历史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并没有使中国和西方成为天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人对中国的支持率超过了70%，远比他们对美国一些亲密盟友的态度为佳。那是在冷战期间，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对方的帮助。但当时的中国更加开放和自由，邓小平因其改革政策和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形象，而多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今天，中国在政治自由化方面似乎正在后退。“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经常被用作推迟或阻止早就应该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借口。
大外宣的效果如何？答案见仁见智，但人们怀疑它是否达到了令中国政府完全满意的效果。
这种说法尚未得到充分证实，而且大多数孔子学院都在正常运营，但它们对中国增强海外软实力的努力构成了严重挑战。一些西方人士开始担心，中国正在利用其“巧实力”（smart power）渗透西方社会，影响它们的对华政策和当地政治。
为了提升海外形象，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发起了所谓的“大外宣”，以宣传中国的观点或“讲述中国故事”。在中国以外的许多人眼中，中国的官方叙事缺乏可信度，生硬的宣传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受众。
在香港问题上，中国针对示威活动的说法强调了两个特点：一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和中国的主权。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合理的担忧，但西方并不认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政界人士关注的是示威者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却拒绝谴责他们的非法行为，如闯入和破坏香港立法会，占领香港机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是中国作为一个专制政权的“原罪”。当民众要求一个非民主政府给予自由和民主时，他们自然会得到西方的支持。内部（非民主）和外部（偏见或双重标准）因素相结合，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变得非常糟糕。除非在国内和国际上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中国将继续面临这样的困境。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缺乏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共识。相反，在一个高度分裂的美国，只有一件事能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强硬。特朗普政府的多份官方文件公开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受中美两国近期事态发展的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在2019年降至26%，而有6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为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以香港最近的动荡局势为例。长达数月的示威活动始于香港人担心《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可能使香港居民在没有得到公平和透明审讯的情况下，被中国大陆拘留。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为了填补现行法规的漏洞，有必要修订《逃犯条例》。但批评人士认为，这可能是北京方面试图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尽管官方的“一国两制”政策赋予香港高度的自治权。示威活动所传达的信息很简单：香港人对中国没有信心。试想一下，如果香港提出修订与日本或澳大利亚之间的《逃犯条例》法案，香港人的反应会如此消极和强烈吗？
一些人可能会说，西方，特别是美国，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而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威胁。这或许有道理，但要对中国糟糕的国际形象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就须要从内部审视这个问题，即其软实力不足。
让北京失望的是，虽然香港年轻人可能不会追求香港独立，但他们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应对香港、台湾和大中华其他地区的离心力，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为什么现在香港、台湾和西方的反华情绪，要比30年前中国还弱小和贫穷的时候强烈得多？
中国须要习惯外界的批评。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它是否不会被视为一种威胁，或者它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形象会变得极其正面？这是极不可能的。想想1980年代的日本吧。另一个民主国家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并被指控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和工业机密，今天的中美贸易争端就似乎类似这种情况。美国人总是担心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会被挑战者所取代。如果挑战者是一个非民主国家，这种焦虑感就会上升到恐慌或偏执的程度。
大外宣效果如何？
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其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美国的一半左右，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多数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将在10年内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