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讲，即便对话取得成果，也会为香港的未来留下一个很坏的先例——让民众感觉诉诸暴力是可行的，甚至比和平示威更为管用。此例一开，后患无已。
一直苦捱到8月中旬，机场事件后，香港各界齐声反暴力，使“勇武派”声势稍挫。此时本应乘势出重拳，促“和理非”与“勇武派”切割，一举解决暴力问题，使示威回归法治轨道。可惜，港府寄望暴力自行消退，致力于搭建对话平台，警队则囿于种种限制，依旧温文尔雅，让激进分子得以喘息。
机场事件后，网络热传李光耀在1980年仅用65分钟就平息新航机师罢工事件的典故，推崇其确立的“先恢复纪律，再来谈判”的处置原则，以讽刺港府软弱。虽说这两件事，情势有别，不宜简单类比，但港府和警队对暴力事件的处置确实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古人说，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香港已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局面，主政者应放下一切杂念，赤心至诚推动对话和解，以无私无我之心，下禁暴止乱的政治决断。如此，才称得上是“事不避难，志不求易”，才算是对香港的未来负责。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
古人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反修例风波迁延至今，重创香港社会，不知主政者是否也曾有感于此？
此时惟有坚毅果敢，以霹雳手段禁暴止乱，才能促使“和理非”与“勇武派”划清界限，使对话不被激进分子干扰。而强力禁暴止乱，与谦恭听取民意，绝非截然对立。恰恰相反，两者都是为香港未来敢担当、负责任的表现，最终会赢得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警队的克制是高素质的表现，也是舆论压力使然。其实香港社会反暴力，不少人内心是反对被媒体抹黑的警方的“滥权暴力”，反倒认为“勇武派”的暴力无伤大雅，甚至是“违法达义”。一般民众似乎也觉得年轻人不过是“子弄父兵”，无需严惩。这种默许宽纵心态让警队束手束脚，既怕被社会谴责，又怕日后遭“清算”。此时正须港府把握契机，做政治决断，为警队禁暴止乱撑腰。
怎奈反对派并不买账，直斥对话为“公关骚”，欲力压港府接受五大诉求。8月下旬，暴力行为卷土重来，更加激进。港府的绥靖姿态，让暴力分子越战越勇。
鉴于暴力活动反弹升级，特首于8月底表态有责任用法治手段尽快止暴制乱，并重申不认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显然，对话不会顺风顺水。但港府和警队在打击暴力问题上，不应再瞻前顾后、畏首畏脚，不必担心强力手段激起社会反对，或破坏对话氛围。因为香港局势经不起长期拖延，对话既然开启，就必须尽快取得积极进展，以避免陷入泥潭，让各方丧失期待。
回顾风波初起，特首林郑月娥及建制派支持者轻忽民意，强势推动修例，终于激成大乱，这无疑是严重的政治误判。特首虽多次检讨和致歉，却已难逃傲慢、操切、刚愎自用之讥。迨游行愈演愈烈，暴力近乎失控，特首又一度深居简出，貌似“以拖待变”，等待民意转圜。
这种情景下开展对话，恐怕“和理非”无法摆脱“勇武派”挟持，态度会很强硬，难以接受港府的让步，做出必要妥协。港府任何让步，也会被视为暴力威慑下的软弱，而非出于诚意。这就很容易陷入僵局，拧成互不信任、毫不妥协的死结，慢慢耗费香港各界及中央政府、内地民众寄望于对话和解的善良期待。
而港府当初推动修例如此强势，尔后面对暴力又似软脚蟹一般，皆难逃不审势不知机、激变纵乱之责。其结果就是，暴力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和理非”与“勇武派”始终“不割席、不笃灰”，怀着“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念头，暗中呼应。
须知，不仅反对派有人希望“揽炒”，内地的鹰派未必不乐见“和理非”与“勇武派”捆绑，使对话迟迟无果、暴力持续升级，以便抓住时机，“一锤子砸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