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格物致知”所包含的求知与求理概念，既是哲学思想上探索真理的领航工具，也是发展科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有力推手。宇宙万物的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看似繁杂多样，但其物性和理性终归是有迹可循的。人类对探索未知的渴望和努力是孜孜不倦和锲而不舍的，本着实事求是的格物致知精神，许多今天不解之迷的面纱将会逐渐被掀开。
“格物致知”的文字记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礼记·大学》里的记载。原文中的一段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概念其实构成了古代儒家传统思想中，对于追溯万物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古人的着重点偏向于哲学的思考，主要是要从探讨事物真理所获取的知识中，最终应用它来达到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这种求知的概念，却已经开启了人类懂得以务实的科学态度和精神，来探索万物真理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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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从朱熹的“心即理”（就是以人的本心来格物）以至王阳明的“良知”论述等，他们主要都还是围绕在哲学的理论思考上，而对实际应用方面，没有特别明显的着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只偏重于哲学泛谈和不务实的观念，变成了拖累民生发展的绊脚石。
自古以来，人类对宇宙万物的存在与奥秘，不无深入的思索其中的意义和启示，并且锲而不舍地努力探索它们的物性与真理。几千年来，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凭着观察力与想象力，逐渐地破译和了解了许多世间万物的不解之迷。而在求取知识的漫长过程中，也同时将追求事物真理的重心，逐渐地从古代偏重于哲学思想的探索，慢慢地转向对现代科学的实践探研与开发。
而在20世纪初，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所发表的广义相对论里，也在推算引力场方程式的过程中，运用了当时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和难以想象的类推法，那就是等效原理（Equivalence Principle）。这原理的基本概念就是，一个物体在有引力场情况下所经受的引力效应，和它在一个没有引力场的情况下以加速度运行所产生的效应，是类同的，也就是说，是等效的。这促使他最后完成了广义相对论以及时空扭曲理论的伟大成就，开启了近代物理学一道通往解决宇宙奥秘的大门。
话又说回来，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在所提倡的格物致知观念里，提出了运用“归纳”和“类推”的格物概念，也就是等同于以举一反三的推理方法，去推究和剖析一些未知的新事物，以获取新的知识。在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史上，一些西方著名的物理学家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等，都曾经在他们各自建立权威性理论和确立物理定律的过程中，巧妙地运用了归纳与推理的方法，突破了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瓶颈问题。
直到清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翻译家严复，就曾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懈怠无为和消极观念作了严厉的批评。他痛恨中国长期积弱不振，而历来的文人学士只注重泛泛空谈，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将格物致知的治学观念，真实应用到强国富民的民生事业上。他曾经说：“顾彼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他例举一些西方学者，如建立进化论学说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英国的哲学与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他们都能将格物致知的研究精神和所得到的知识，加以务实地发展与应用。
许多中国历代的学者，对“格物致知”的概念，研究与见解向来颇有争议。然而，总归一句地说，由于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皆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和思想所影响，格物致知的求知概念与应用，主要都只是局限于哲学思想上的演绎与争论。到了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和明代的王阳明，格物致知的论述已经成为当时宋明理学的主流思想之一。
牛顿从苹果往下掉的观察中，产生了地心引力的概念。但他的探索思路并不止于此。他开始问，天上的月亮是否也应该会受到同样的一种引力作用，掉向地球呢？这类推性的疑问，促使他最后建立了宇宙间万有引力的学说，和归纳出物体运动的规则，确立了著名的牛顿定律，破解了人类自古以来对天体运行现象的许多迷信和疑问。
距今几千年前，中国古人就已经开始对世间万物的存在及其物性作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他们从探究和推究事物的原理与物性的过程中，获得对事物的相关知识与道理。在先秦时代，儒学家就已经创建了“格物致知”的概念，并以此途径对宇宙万物展开真理的追寻。浅白地说，所谓“格物”，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探究精神与法则，去探索事物的本性，而“致知”则是从探究过程中，获得对事物本性的真正认识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