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木当了27年的行动党后座议员，应是所谓体制内的人，现在回过头来狠批政府治理，要嘛是他个人变了，要嘛就是新加坡的良治真的变质了。相信很多人都想搞清楚，弄明白。

在新加坡，我们给部长和公务员接近市场水平的薪酬，担任公职虽然辛苦，但薪酬也很可观，责任越大，薪酬越高，高官厚禄，合情合理，条件是要拿得出政绩，否则的话，正如墨子所说：“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部长的薪水是透明的，政绩则是人人可以看得见的，非要干得好不可，干不好就走人，没什么情面可说。

简单说，国家要治理得好，首先必须要尚贤事能，崇尚贤能之士，由他们来治理国家。一个国家得到众多贤能者，政绩就会很丰厚，反之就不足观了。关键是怎样才能得到众多贤能者来治国？

墨子的答案是，不管要得到什么好人才，都必须通过“富之、贵之、敬之、誉之”，政治人才也不例外。“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这是很务实的做法，不唱高调，不管出身、亲疏、远近，择优录用，并给予适当的酬报和奖励。

对我们来说，也许最应关注的是内阁的素质。我国的政府形式源自英国，是责任内阁制。换句话说，内阁是国家治理的神经中枢所在，如果内阁班子缺乏应有的素质，就很难期望政府能给人民带来好的政绩。政绩好坏和领导班子的强弱成正比。

说良政基础已丧失，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吗？陈清木举出几个例子：一、总理的妻子何晶担任淡马锡控股的首席执行长；二、民选总统选举制的修改，使之牵涉到种族因素；以及三、政府在国会讨论李家的家事（指李显龙总理与其弟妹关于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去留的争执）。

择优无论如何是一条很重要的准则，如果不遵循这一准则，很容易就会出现诸多弊端，比如搞裙带关系，搞党派关系，搞权钱交易，甚至卖官鬻爵等等。一个普遍的择优方法是公开考试遴选。我们的公务员就是通过这样的机制遴选出来的。一般政党似乎就缺乏这样的机制。任何政党想执政，首先就得设法解决人才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即使偶然得了天下，也不懂得如何治天下。

日常生活中，有能力的话一般人都会选择最好的医生看病，找最好的律师打官司，买质地最好的各种用具，唯独在选择政治人才时却不设标准。每隔四五年去投个票，这是民主选举，但这本身并不能达到择优的目的。事实是，除非先有优秀的政治人才摆在那里让你选，否则就谈不上择优。能给选民提供优秀人才的是政党，如果政党提供不了好人才，那你就只好在烂苹果中任挑一个。

墨子没有更详尽地解说遴选治理人才的机制。我们应可引申，遵循择优的原则是根本，但问题是怎么个择法。我们已经谈过，政党竞争和民主选举并不能自然产生好政府，这是今天许多民主政体表现差劲，民主治理绩效不佳的症结所在。

成绩不错。但我们不能假定良治会自然地延续，因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生态会变化，政党也可能变质，如果防微杜渐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埋下衰败的种子。古人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可不慎乎。在国人热烈庆祝建国54周年之际，谨祝我共和国国运昌隆，治国贤才辈出，能政与廉政永续，国祚永固。

能政和廉政过去半个世纪给新加坡提供了良好的治理。在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排名中，去年我国名列第六，第一和第二名分别是新西兰和挪威。这一指数主要根据六个指标：公民的表达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政府绩效、管制素质（ Regulatory Quality）、法治和控制贪腐。另外，在法治指数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13；全球竞争报告，新加坡名列第二；在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PERC）的调查中（包括亚洲、美国和澳大利亚），新加坡则是名列第一。

这三个课题都是有过公开讨论的老课题，现在一一被重新搬出来，说明有些人还是有意见，不信服。我们只能等着看前进党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论述。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无论如何，良好治理是关乎新加坡生存发展的重大课题。如何维护和延续新加坡的良好治理，也是国人必须关切的国家大事。就我国的经验说，良好的国家治理建基于两大先决条件：第一是能政，第二是廉政。能政指的是由能干的人（贤人）治国，廉政指的是政治不贪污腐败。

由建国一代政治领袖确立的政治治理特点，尤其是清廉和高效这两点，向来备受称道，说得上是良好治理的范例之一。但良政最近受到了刚成立的政党新加坡前进党秘书长陈清木医生的质疑。他在记者会上说，他看到良治的基础正在逐渐丧失，当前政府的透明度、独立性和问责制也已被削弱。

再说廉政的问题。行动党能持续执政至今超过半个世纪，廉洁是关键之一，廉政是它的金字招牌。从建国总理李光耀时代起，就对贪污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腐败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治理不佳的根源；而反贪反腐，防贪防腐是一项无休止的工作，毕竟贪是人性的弱点，不可能根绝。

对于能政的重要性，2000多年前的墨子就已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说：“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 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墨子时代的王公大人不讲求尚贤事能，却都想要有好的政治绩效，这是犯了根本的错误。以此推之，当今许多国家或社会之所以无法得到良好的治理，许多民主社会之所以无法产生带来政治绩效的好政府，根本原因又何尝不在于此。道理应该是大家都懂得，值得研究的是为何多数却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