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乐观情绪似乎来得过早了，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正当踌躇满志的达信准备在其第二任期内大展宏图之际，军方于2006年9月趁其出访之际发动政变，推翻了合法的民选政府。于是，眼看着就要走出民主怪圈的泰国，再次陷入那个死循环之中。政变之后军方颁布新宪法（2007年宪法），2007年宪法废止了1997年宪法有关上议院议员全部经由民选产生的条款规定，恢复了威权统治时期的上议院议员遴选委任制，规定近半数的上议院议员将经由遴选委任产生，军方获得10%左右的委任制上议院议员配额。
1997年宪法被誉为“民主里程碑”，该宪法规定上议院的全部议员都由民选产生，减少了军人干政的合法空间，同时有意推动大党的产生，减少小党联合政府的可能，以此来增强政府的稳定性。1998年政党法的目标更为直接，其三个主要目标分别是：一、抑制地方性政党，促进全国性政党发展；二、抑制小党，促进大党形成；三、提升政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水平。
其实，泰国并非没有机会走出民主怪圈，因为泰国的政治学家和宪法学家显然也懂上述道理。真正让人看到希望的一次，是1997年宪法与1998年政党法。这两部法律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工程学措施（political engineering measures）来重塑泰国的政治体系，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限制军人的政治角色，同时建构强大的政党。
道理很简单，阶级冲突是围绕着物质利益的分配而展开的，实质上就谁得的多些、谁得的少些的问题，比如资方的薪酬条件是每小时10元、每天工作10小时，而劳方的要求是每小时30元、每天工作六小时，最后就极有可能以每小时20元、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条件实现妥协。与此不同的是，如果政党分野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身份之上，比如宗教分野、族群分野，实现妥协的可能性就会极大降低，因为宗教、族群之间的分歧，常常并非得多得少的利益问题，而是善与恶、对与错之间的原则问题。
从政治学视角来看，军方的强势与政党的弱势是泰国陷入民主怪圈的重要原因，这两点其实又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发现，政党的强弱与军事政变的发生概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政党越强大的国家，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军事政变的发生在无政党国家比在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中都要频繁得多”。因此，对于后发国家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并进而实现民主巩固，政治学家给出的相应答案是进行有效的政党建设（party-building）。政党建设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也是实现民主巩固的重要条件。
英国镜子中的泰国
随后军方启动民主转型还权于民选政府。可好景不长，民选政府执政后再次面临“红衫军”与“黄衫军”等社会运动的冲击，直到2014年5月泰国军方再次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在随后制定的2017年宪法中，军方所控制的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掌握了上议院全部250个议席的提名建议权。同时，为了防止亲达信阵营的政党东山再起，2017年宪法及选举法还重新引入一套抑制多数党出现的复杂制度。这么一来，经过2007年宪法和2017年宪法的两轮改革，1997年宪法的很多措施都被抹去，制度工程学的尝试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据媒体报道，泰国国王哇集拉隆功7月10日批准了首相巴育所提交的新内阁名单，预计新内阁将于7月宣誓就职。自今年3月下旬开始，经历了漫长的计票过程以及复杂的组阁谈判后，持续数月的泰国大选似乎可以画上句号了。大选虽然结束了，但泰国的民主转型依然还在路上。
作为政治学者，在对制度工程学的尝试失望之余，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答案或许是回到社会本身，特别是从社会结构出发，对泰国民主困境的根源及其前景作新的探索。如果制度因素不是泰国民主困境的根源，就只能从其社会结构寻找答案了。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一些创新性的思考方式，比如以英国的政治发展背景来审视泰国，或许能有些新的启发。
泰国社会存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北部与东北部的农村地区以及城市底层的草根贫民，另一个是南部地区及首都曼谷的中产阶级。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压力无法转化为政党间的和平竞争，而是常常演化成恶性的街头政治及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由此给了军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主的机会，导致民主周期性的崩溃。
此番泰国的民主转型虽然再次得以重启，但是否从此就能走出民主怪圈，前景似乎不那么乐观。泰国的民主就像一头大象走在冰面上，不知何时会陷入冰窟窿。政治学家就像场边的观众，都为这头大象捏一把汗，却又无能为力，因为对症的措施（1997年宪法）已经试验过，没能奏效。
而比较有意思的是，英国模式的经验和优势恰恰在于，其阶级（层）冲突是可以通过政党间的竞争而得以化解的，不论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阶级冲突，还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最终都是通过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通过常态政治的方式得以解决的。为什么英国可以做到制度化的化解阶级（层）冲突呢？政治学家奥尔福德（Robert Alford）通过对英美政党体系（Anglo-American party systems）的研究发现，在阶级分野之上的政党体制中，矛盾双方更容易实现妥协，因而冲突更容易得到有效化解。
为什么要将泰国放在英国的镜子中反思呢？因为泰国民主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阶级（层）之间的恶性对抗。泰国社会存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北部与东北部的农村地区以及城市底层的草根贫民，另一个是南部地区及首都曼谷的中产阶级。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压力，无法转化为政党间的和平竞争，而是常常演化成恶性的街头政治及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由此给了军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主的机会，导致民主周期性的崩溃。
制度工程学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达信于1998年创立的泰爱泰党，在2001年大选中就赢得下议院500个议席中的248席，以领先第二大党120个席位的巨大优势获得胜利。在2005年大选中，泰爱泰党更是获得了下议院500个席位中的399席，所获议席几乎达到了75%。对于泰国这样一个素以小党林立著称的国家而言，这次选举结果可说是政治奇迹。绝对多数党的出现，会让泰国从此告别多党联合政府，泰国的政治前景也因此变得非常明朗。通过对这两次大选的观察，当时不少专家学者和政治观察家都认为，泰国已经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其未来可能会定型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模式，也可能定型为日本和印度模式。
作者是中国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制度工程学的尝试及失败
自1932年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泰国一直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据统计，自1932年至2014年，泰国总共发生过大小政变20次，颁布过17部宪法，举行过26次大选，大约组成过50届内阁，泰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军事政变最多、权力交替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民主转型、社会运动、军事政变、颁布宪法、转型重启、社会运动、军事政变、颁布宪法、转型重启……构成了泰国民主无法走出的怪圈。泰国一次次为实现民主而不懈努力，却一次次被无情地抛回原点。这种情形让人想起了古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他每天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可巨石太重，一到达山顶就会滚落山脚。
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之下，泰国最迫切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不同阶级（层）之间的利益妥协。某位领导人在调研时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话虽简单，却极有道理。因此，以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尤其是英国在近代的道路）值得泰国深入研究。
再来看泰国，似乎就不再那么令人感到悲观了。泰国的主要政治分野恰恰是具有可调和性的阶级利益冲突，而非其他类型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泰国具有很多实现稳固民主的有利条件：其一，泰国的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相对单一，除南部少数信仰伊斯兰的地区之外，全国90%以上的民众信仰佛教，这就减少了民主化所可能引发的族群宗教冲突；其二，近代以来，泰国没有沦为殖民地的经历（东南亚国家中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而其邻国则普遍有这样的遭遇，所以泰国不容易形成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排斥感；其三，泰国未受过社会革命的冲击与洗礼，而其邻国如柬埔寨、老挝、越南都没脱逃社会革命的洗礼，所以泰国不容易产生极左或极右的激进思潮；其四，泰国以佛教信仰为主体，民众较为宽容平和，不容易产生极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