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到底是什么概念？世界进入21世纪，颜色革命频繁，它们的一个共同命运，可以说都是从成功的那一天就开始失败。它们的成功故事大同小异，从和平的示威游行，逐步升级到破坏，影响民生、经济，失败的结局却各有不同。
今天港式的颜色革命正在成功的路上走向失败，因为我看不出港独的出路。那些气势嚣张、目无法纪的港式民主抗争者所要争取的目标是如此堂皇又那么不切实际。
从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到吉尔吉斯坦的郁金香革命，这些前苏联遗留下的产物、独联体成员国纷纷“和平起义”，为的是摆脱苏联时期残余的旧体制，欲彻底消除俄罗斯的控制和影响力。从这一点来看，意图独立的港式颜色革命，寻求摆脱北京主权控制可以相比。而当时的独联体国家的相继起义，正是美俄势力竞争的一盘错综复杂的棋。颜色革命为这些国家带来的效果适得其反，政治上的倒退和腐败，使得它们至今还未能走出革命后遗症的阴影。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香港民众反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浪潮，在7月1日晚演变为数万人以暴力冲击立法院，占领并破坏，香港警方接近凌晨时分采取清场行动。整个冲击行动极具组织性，警方从示威群众和现场起获大量铁枝等武器，以及年轻示威者透过通讯软件Telegram串连，加上这起事件明显有外部力量介入，都为最近一连串的民间抗争运动添上了“颜色”。
任何国家都视革命为激烈的社会运动，革命的目标就是推翻现有政府体制，2014年的“占中“曾被喻为颜色革命（黄雨伞运动）。这一轮借“修例”的闹事一波比一波凶猛，是港式颜色革命的逐步推进。最新一轮的民主抗争更逐步升级，连围堵、批斗的文革式戏码都上演。宝矿力水特公司不堪被民主抗争阵营批斗，而撤下香港无线电视TVB上的广告。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批斗的企业。
情况最坏的也许是吉尔吉斯坦，革命起家的领导班子不懂经济，政治上盛行裙带风，任人唯亲，还出现南部冲突问题。在2010年的一场血腥冲突中，总统带着家人仓皇逃亡国外。
自1967年“香港左派暴乱”及2016年“旺角骚乱”以来，港府再次将民众抗争界定为“暴动”。根据香港《公安条例》，破坏社会安宁参与非法集结者，可被控参与暴动罪，最高可被判监10年。
埃及的强人穆巴拉总统在2011年的颜色革命中倒台，埃及从此陷入更大的混乱，并为极端回教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平台。穆巴拉当年跟美国奥巴马总统的伊朗政策和波斯湾战略唱反调，成为美国的眼中钉，他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起初被西方捧为革命典范的突尼斯，至今仍在尝着颜色革命的苦果，取代独裁政府的民选政府治理无方，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还在倒退中。阿拉伯之春给叙利亚带来的是内战，造成40万人死亡，480万人逃离，其中100万逃到欧洲。
如果要为颜色革命定义，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因素便是外力的介入。全球不同角落每一次的颜色革命总会参杂外来势力的影响，而且美国总是脱离不了关系，从1986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又称黄色革命），到独联体、中东的民主运动，美国都不避讳公开他们的幕后角色。这次香港的运动从一开始，西方的鼓动之心昭然若揭。港式的民主抗争挟洋自重，“大喇喇”地走向了灰色地带，前途堪虞！
这些前仆后继的颜色革命的失败原因各有不同，其中关键在于搞革命的人缺乏法治的观念。他们用法治以外的手段推翻政府和一切体制，成功之后来不及学习和实施西方的民主法治精神。他们拥有权力之后，马上忘了历史的教训，又步上前政府的后尘，以权谋私和以权力进行报复和清算异己，为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安。革命没有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和平安稳的过渡期，其结果必然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格鲁吉亚的革命让一个更腐败的政权上台，原本是标榜拥抱西方自由市场主义的萨卡什维利总统，成了西方媒体眼中的“高加索新沙皇”。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势力取得政权之后因争权夺利闹分裂，上层的贪污、政治斗争比革命前还激烈，经济发展成了空谈。
如果说这是特首林郑月娥没有听取民意，缺乏与民主人士诚意沟通的恶果，那也不尽然。颜色革命者要反的不仅是特区政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即使没有“逃犯修例”，他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他突破口。
较早前，港警曾经在6月12日驱散示威者的行动中使用了催泪弹、橡胶子弹，以及布袋弹。11人被拘捕，他们涉嫌在公共地方滋扰、非法集会、袭警以及与暴动有关罪行，另有22名警员在事件中受伤。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港府内部当时将事件定性为“一场由外国策动的颜色革命”，其目的是想影响香港政府的管治威信，甚至是推动“港独”。民间人权阵线能够发动如此有策划的攻击行动，以及“有吃过夜粥”的年轻示威者之有恃无恐，都叫人惊讶。
2010年，所谓的颜色革命也在阿拉伯世界翻版，突尼斯的一起年轻小贩自焚事件，演变为“茉莉花革命”，成为引发“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线，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纷纷发生起义，造成广大人民流离失所，各国的财政损失不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