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它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延续至今，使社会主义仍然有现实意义，也是中共坚持并看好社会主义前景的原因之一。但社会主义也有基本矛盾，在没能解决这些基本矛盾前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终归底气不足。
过去40年里，中共的政策和路线基本符合民心和国情，因而它在民调中的支持率高于大多数民选政府，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执政党的各种能力，如协调力、执行力、调集资源和集中力量的能力、解决社会矛盾和维护政治稳定的能力等等，也是有目共睹。它说“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并不全是冥顽不悟，而是要想保持这些制度优势。
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可分为政治和经济两类。经济上的基本矛盾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僵化的计划体制和普遍缺乏的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它导致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停滞和科学技术上的全面落后。在中国，毛泽东企图另辟蹊径，用“抓革命，促生产”来提高生产积极性，结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族灾难。但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人们则知之不详、认识模糊。这种认识上的模糊，也使社会主义国家历来的政治改革不得要领，迷失方向。
第一方面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威权性质的，选举民主在其中难以立足。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列宁主义的先锋党，也就是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先锋党不是为了赢得选票，而是围绕着实现某种理想而组织起来的。它的领袖是这种理想的最高代言人，因而也是党内的最高权威。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制定的行动纲领，要求很强的纪律性来组织实施；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这些赋予先锋党以鲜明的纪律性特点，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模式，和普选民主制度的授权逻辑正好相反。
道德和权力的矛盾
这是一个不断生产挫折感和失望情绪的体制：说好听的是执政党永远达不到它给自己定的高标准；说得不好听就是它总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种矛盾性决定了它的民心牌会打得非常艰难，并几乎注定了最终要失败。民间和党内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一个可靠指标就是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笑话有多少），为道义革命的爆发准备了充足的火药。这是“苏东波”发生的根本原因。
政治上迷失方向也可能导致经济上的基本矛盾再现：党组织在微观上加强控制有可能导致“命令经济”（command economy）的复活，导致党权压制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削弱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引起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冲突甚至爆发新冷战等等。这些都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认识模糊而产生的方向性错误。
因为不需要选票来执政，先锋党天然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因为各层官员的职位是自上而下任命的，向上负责而不向下负责是普遍现象。这样，无论是整个党还是各个党员干部都有脱离群众、形成封闭的利益集团或特权阶层的趋势。
但这个改革方向只能减缓，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基本矛盾，而且“坚决不改”也有盲目的一面。近年来个人崇拜不时出来兴风作浪，就是认识糊涂的突出表现。此外还有“增强人民性”的努力基本上没有人民什么事儿，而且往往停留在口头上，缺乏制度的保证；高度集权造成民主集中制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以及官场广泛不作为；堵塞言路、压制不同意见造成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阿谀奉承、不讲真话等旧弊端的回潮；将党组织盲目地扩展到所有经济社会组织中去，实际上是在扩大社会主义政治基本矛盾的作用面，非但不能提高党的控制力和执政水平，反而使党背上了对坏事情的无限责任——任何一个党员干部干了坏事，都会被算在执政党的头上。
但苏联一夜之间消失了。
苏共亡党揭示出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表现为执政党的腐败、特权化，脱离群众，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被广大群众甚至普通党员无情抛弃。它是这个制度两方面的要求相互冲突的产物，它的规律性可以从政治制度运作的基本逻辑中导出。
苏联的一夜间崩溃谁也没有料到，但它却最能揭示社会主义政治上的基本矛盾。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之所以出人预料，是因为主流的政治分析方法根据的是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苏共亡党亡国时，在力量对比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强大的苏联红军一直处在党组织和政委体系的严密控制下；社会一片散沙，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党派和大规模社会运动；1000多万党员占据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所有重要位置。也就是说，无论从力量对比还是利益关系上来看，苏共的统治都稳如泰山。
当前，中共试图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是“全面从严治党”。其实质是提升党的状态，使之更符合高标准和高期待，而不是降低标准和期待值。例如在反腐上中共的力度在世界各国执政党中最大、最持久，因为它确实认识到了这确实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此次反腐还牵涉到大量的制度建设，包括党纪和法治建设，以图达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果；与此同时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权力的人民性，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这些都是让执政党向人民的期待值靠拢的真诚努力。
第二方面是先锋党执政对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要求很高，在现实中体现在能力和道德品质上的高标准。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下，以身作则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政绩，在党外是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方式，在党内则是上级在下属中威信的来源。两者对维持权力的金字塔和运作方式都至关重要。中共在党内外打的都是民心牌，而不是选票牌。打民心牌必然对党和党的干部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尤其是在道德品质方面，讲究的是立身、立言、力行和立信。中共提拔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德治党治国是共产党执政有别与其它威权体制的地方。
尽管这种道德认知和对抗情绪是长期积累的，也是长期心理挫折的产物，但它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达到爆发点则不可预知。它的后果很清楚，是当权者被扫地出门，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彻底崩溃、完全丧失合法性（至少在短期内如此）。这是因为道德判断，尤其是集体的道德判断，永远是非对即错，非白即黑，从不留余地。道义革命就是基于道德判断而爆发的群体行动，它对革命后的建设往往毫无准备，也缺乏共识。其结果可能是社会进步，但更可能是长期混乱甚至倒退。
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表现在一方面它对政府和官员的能力和品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既缺乏来自人民的监督，又没有内部有效的制衡，权力在这个体制下极具腐蚀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拒腐蚀，永不沾。于是，一方面高调反腐倡廉，另一方面腐败发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尤其是用人上的腐败使贪官当道，好人受气，经济受损，社会风气败坏。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这40年来的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呢？可以说经济方面的基本矛盾解决得相当成功：计划经济的废除去掉了一大块僵化的官僚体系；引入市场竞争和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的问题，中国经济的起飞就是证明。在解决政治上的基本矛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过去的五六年里。但受制于认识上的模糊，一些方面进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波”，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道义革命，而不是由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革命。道义革命往往是突发的，不可预测的。这是因为驱动道义革命的是义愤。义愤填膺之下，那些明知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利益会受损的人，往往也积极参与革命行动，使体制内突然冒出反对力量，这才是最致命的。道义革命不需要刻意去组织；触发它的是一种共同的道德判断，是一种在无形中扩散的大众心理和情绪。
在中国，毛泽东企图另辟蹊径，用“抓革命，促生产”来提高生产积极性，结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族灾难。但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人们则知之不详、认识模糊。这种认识上的模糊，也使社会主义国家历来的政治改革不得要领，迷失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