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指标还能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帮助各国在情况失控之前发现问题，并选取正确的工具解决它们。比如，如果美国更多地关注健康，而不仅仅是GDP，就会在多年前发现，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非工业化地区的人，预期寿命正在下降。
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近几年来的政治结果显示，许多普通老百姓生活在不安全的状态中，而这是GDP很少关注的。一系列只关注GDP和财政审慎的政策，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不妨看看退休金“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影响吧；前者迫使个人承担更多风险，后者以提高“灵活性”为名，通过给予雇主更多解雇工人的自由，来削弱工人的谈判地位，进而导致工资下降和不安全感升高。最起码、更好的指标将能够权衡这些成本与效益，可能会迫使决策者在作出这些改变时，辅以加强安全感和平等的措施。
我们所测量的结果会影响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导向，如果测量错误的事物，它将会导致我们采取错误的行动。如果只关注物质福祉如商品生产，而非健康、教育和环境，我们就会受到这些扭曲的测量指标的影响，在思想上出现偏差；我们变得更崇尚物质主义。
我们对报告受到欢迎感到非常高兴，它促使学术界、民间社会和各国政府发起一场国际运动，以建立和采用反映更广泛福祉概念的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了“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它包含了一系列能更好地反映构成和带来福祉的指标。经合组织还支持委员会的继任者，即“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量高级别专家组”。去年11月27至29日，在韩国仁川举行的经合组织“统计、知识和政策”第六届世界论坛上，专家组发布了题为《超越GDP：测量经济和社会表现的重要因素》的报告。
新报告强调了在《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中只是略作提及的几个方面，如信任和不安全感，也更深入地探讨了其他一些方面，如不平等和可持续性。它还解释了不充分的指标如何导致许多领域的政策缺陷。更好的指标本可以揭示2008年后的严重衰退，对生产力和福祉的高度负面和可能是长期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能不会那么热衷于紧缩措施，因为紧缩虽降低了财政赤字，但也减少了国家财富，如果正确的测量的话，减少的财富甚至多过降低的赤字。
如果我们想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就必须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能改善他们的福祉，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提供更多这方面的东西。在帮助我们实现这些关键目标方面，确立GDP以外的指标这一议程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
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以“以人为本”作为竞选口号。值得注意的是，要做到这一点委实太难，哪怕是在民主国家。企业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总是设法确保它们的利益优先。特朗普政府去年此时实施的大规模减税，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普通民众（人数不断减少但规模依然庞大的中产阶层）必须承担增税，数百万人将失去医疗保险，以便为亿万富翁和企业的减税提供资金。
在苏格兰的推动下，一小部分国家现在组成了“幸福经济联盟”（Wellbeing Economy Alliance）。这么做是希望将福祉置于议程中心的各国政府，会相应地调整预算。例如，注重福祉的新西兰政府，会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用于解决儿童贫困问题。
同样，机会均等指标直到最近才暴露出美国自认为机会之国是多么虚假：是的，人人都能出人头地，只要他们的父母是富裕的白人。数据显示，美国充斥着所谓的不平等陷阱：出生在底层的人可能会一直留在那里。如果我们想要消除这些不平等陷阱，首先就必须知道它们的存在，然后确定它们的形成和支持因素。
就在不到10年前，国际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发布了一份报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何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这个标题说明了一切：GDP不是衡量福祉的好指标。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最新著作是《重提全球化及其不满：特朗普时代的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Revisited: 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Tru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