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要让全社会主动有序进入新常态。这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正确地说，必然有一个过程，让以上受到冲击的社会各个层面，最终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和心态，“渡河”到达对岸。

现在大多数国家认为，大流行过后的社会，在某些方面很可能不复原来的情况。这么一来，国家社会面对疫情后的新常态时，也必然要准备面对中长期的不确定性，否则就不是新常态了。而受到冲击的不只是各行各业，也包括劳动力、教育、医疗、家庭等。

三，中小企业对转型政策的高度信任和积极参与；

对执政团队来说，有序进入新常态的几个大考量是：

一，针对我国经济转型计划的调整，以及确保顺畅执行；

二，劳动人口的有效调配与确保国人的就业机会；

四，可持续且实事求是的预算支出。

李显龙总理最近不断提到全民务必面对和接受新常态，这正是新加坡持续前进发展的新核心价值。

我国这一次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大流行所带来的恐惧、生活不便和经济困境。其实，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来看，也是国民必须面对的重要“思维转折点”。当第四代领导班子在不远的将来全面接班时，新加坡也已进入“新常态”。旧的思维尤其是“群体思维”（Group Think），加上群体被动心态，不但无法促进推动新发展方向，更是可能导致迷失方向的因素之一。

在软件方面，除了政府一直在主导国家发展新思路之外，在这重要转折点，也要改变向来被动的人民。在后疫情时代，国民必须能更主动地去接受改变，而不是一贯地等待政府去思考、应变和推动。长期下来，这形成羊群效应和墨守成规，而不愿意接受新常态。一旦形成对新常态的普遍抗拒，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将造成巨大问题。因此，全民主动有序进入新常态，是对接下来政策的关键配合。

前路虽然会有不确定性，但从理性上来说，一个社会若没有深刻反思，就不可能持续进步；就意味着群体更愿意承认失败结果和诉苦；也意味着群体性的自我否定。这可是一个阻碍前进发展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