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卫生意识提高了，也更容易接纳在家办公与视讯会议的新工作模式，许多不谙科技的年长者现在也会扫描QR码。更重要的是，各国之间树起的边境限制，严重影响游客与生意往来，也再次提醒了我们，新加坡的繁荣建立在自由贸易与人员流动之上。
（作者是新闻中心品牌与受众组长 limxh@sph.com.sg）
新加坡能迅速引入疫苗，也正是家底殷实的体现。疫情之下对疫苗的争夺非常激烈，虽说国际社会已设立“冠病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协助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但现实依然是有能力迅速出钱预订的国家，才能最快抢到疫苗。此外，长期以来谨慎维持的收支平衡，也使新加坡不会因为在疫情期间大量拨款，而陷入债台高筑的窘境；与许多国家相比，新加坡的财务状况更具长期可持续性。
疫情自去年初暴发以来，新加坡已通过多轮财政预算案，调用537亿元储备金应对。537亿元是什么概念？这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一家市值达537亿元的企业，足以挤身全球市值前500名之列。历代国人所积攒下来的庞大财政盈余，允许我们在遭遇突如其来的疫情时，能迅速缓冲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这些资金投入到抗疫工作，以及为企业和国人提供补助，避免了更糟糕的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的情况。财政预算案声明就披露，若无一系列应对疫情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我国去年的经济萎缩幅度将从5.4%增加到12.4%，居民失业率也会攀升两个百分点。
加上2020年数码服务开始征收消费税，以及2023年起从海外网购的商品也得支付消费税，国人的生活费将增加。为安人心，政府也反复强调相应出台的辅助计划。这包括继续承担公共医疗与教育的消费税、拨60亿元设立“定心与援助配套”提供过渡性补助，以及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永久性的消费税补助券。按政府的说法，外籍人士、游客和收入排在前20%的居民，贡献了超过60%的个人消费税，高收入者缴税多福利少，低收入者则是缴税少福利多。
即便如此，消费税调高后，每天看到收据上的9%，要接纳肯定不容易。小市民对日常开销极为敏感，生活费的波动直接影响对政府的满意度，因此消费税一直是政治的热门议题，各政党也多次在大选和国会上就此过招。不过经历过去一年的冠病疫情，深切感受到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后，此时再看调高消费税，或许会有另一番体会。
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在2018年提出要把消费税从目前的7%调高至9%，隔年表示计划不变，去年则鉴于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经济，决定不在2021年调高。在今年度财政预算案声明中，王瑞杰再次谈到调高消费税的时间表，在2022年至2025年之间，时间点视经济复苏的步伐而定，但“宜早不宜迟”。
消费税实行至今，每次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敏感神经，无论是街谈巷议或庙堂激辩，反对者都会拎出来批评。上调消费税的具体时间公布后，必然再次掀起广泛议论。届时，政府必须提供强有力的理据说服国人，包括为何不考虑直接针对富人阶层的税种。至于我们，疫情其实是一个及时的警示，提醒我们必须放大格局，从整体税务系统来看社会资源转移和未雨绸缪的有效性，才能更准确地判断调高消费税的利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