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难，守业更难。黄维彬和杨邦孝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第二任，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他们励精图治，把交到他们手上的部门加以整顿。黄维彬担任陆军总长和三军总长前后共五年，推动武装部队朝“第二代武装部队”转型，也为当时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的军队，订立了正确的组织文化和基调，包括协助制定“三军总长不可超过50岁”的规定。杨邦孝则在超过15年的任期里，清理积案和推行改革，如废除法官和司法委员戴白色假发的传统，及废除上诉枢密院的权利。他主审案件时的经典判词，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敢情是为了要与“2020”有某种巧合，这两人的任命都带数字“2”，分别是第二任三军总长和新加坡独立后第二任大法官。我们在评写人物生平履历时，常看重谁是“第一”，把他们和敢为人先的魄力、开疆扩土的伟绩联系在一起。但到了第二任，要不是推行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让人留下印象，往往容易被忽略。
新的一年第一个月还没过半，国家在短短十天内，就痛失两位英才。前三军总长黄维彬中将开年第一天便撒手人寰；前大法官杨邦孝也在本月9日与世长辞。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yznam@sph.com.sg）
不过实际上，符合期望和提出主见是可以并行的。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当年从建国总理李光耀手中接过总理职务时，清楚认识到这点。他提出的协商式政治理念，虽然原先不太被李光耀所看好，但他通过自身的经验和判断去落实和推行，成功掀开新加坡政治亮眼的一章。
无论是已从人生舞台谢幕的黄维彬、杨邦孝，或是至今仍热衷于栽培青年领袖和社会公益的吴作栋，他们都恰好在1990年代初受命，并凭着过人的智慧和决策能力，落实了前瞻性的措施。他们交出的成绩单，可圈可点。
“第二任”肩负的重任不亚于“第一任”，甚至如果他们的前任功绩卓著，外界对于接班人的期望也会一样高或更高。第二任的难处往往不仅在于要满足这方面的期望，同时还必须提得出自己的主见，不让外界觉得他是前任的延续或代言人。这无形中给接班的一方形成压力，有时候甚至容易犯上为了迎合外界期望而多次搬出“履历表”的毛病。
无独有偶，他们虽然在军队、司法、政界任职，但都具有企业精神。吴作栋1970年代出任海皇轮船董事经理，让公司转亏为盈；杨邦孝担任大法官前是华侨银行主席兼总裁；黄维彬卸下军职后进入私人企业，担任软件科技公司执行主席等职位。相信这也是他们不畏羁绊、勇于实践、寻找前卫方案的重要因素。领导人时不时强调“腹中的一团火”，但除了那一股干劲，企业精神更能练出面对逆境时那大肚能容的气度。尤其对于同样强调政民协商的第四代领导班子，这点更具重要借鉴意义。
愚人之渡
李显龙总理在悼念黄维彬和杨邦孝时，形容他们都是“新加坡之子”。而自李光耀逝世至今的五年里，新加坡也送别了前总统纳丹、建国元勋奥斯曼渥和易润堂等功臣。他们在位时有的负责交棒，有的既接棒也交棒。他们交棒时的功成名就有目共睹，但大家未必都明白这份功成名就背后，除了接棒前独善其身的磨炼，更有接棒时兼怀天下的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