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一些日常接触中，不难发现有些明明读过高级华文的名校资优生，华语说得坑坑巴巴，要他读诵华文马上高举白旗；反而一些来自邻里学校、教育背景普通的年轻人，华语说得流利，写看能力还不差。就好比一个人对拉小提琴有兴趣，也有一些潜质，我们不会要求他一定要弹好钢琴，才可以钻研小提琴；既然高级华文如今都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推广，华文语特课程相信也可以做相应安排。
中西贯通的双语人才固然最可贵，但现实情况不一定每次都是鱼与熊掌皆可兼得，因此除了拥有一批英文能力强、熟悉西方文化的人才，能够有多一些掌握华文、能从我国视角去认识和解读中国及中华文化的土生土长新加坡人，不也是我们须要培育的重要战略资产吗？
当然，20多年前的世界很不一样，学好英文、掌握好我国第一语文，有效跟世界接轨，是我们当时生存的硬道理。如果这个基础用语无法达标，把精力先花在学好它，而不是分心学其他次要的科目，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也因为这样的原则，有好一段时间，高级华文的学习变成精英的专利， 连带报读特选中学的学生，也主要是中英文都不错、各方面学业成绩都较为优秀的资优生。再者，语文特选课程自1990年推出以来，从只开放给特定初级学院，到后来让直通车学校的高中生报读，无疑都在延续着只有资优生才能进入更精深华文世界的“传统”。
然而，庆幸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制度也并非一成不变，原本只是一些特定名校和特选中学才能开办的高级华文课，进入2000年初开始逐步开放，从不再只是特别课程学生的专利，到如今特别课程并入快捷课程后，已经是几乎所有中学都让学生有修读高级华文的选项。最近，教育部长王乙康进一步宣布，原本只在一些初级学院推行的语特课程，也将扩大到中学开办，更早地让学生有机会深入学习母语与文学，提升母语鉴赏能力与文化素养。这样的调整，对培养精通华文、熟悉中华文化的未来一代，固然有提早播种培育的好处，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开放却没有依循高级华文的普及路线，而又把华文语特课程的推行，限制在八所特选中学外加一所本来已开办语特课程的初级学院中学部，没能走出精英专利的框框。
华文和英文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系，英文好不代表华文就会好，反之亦然。但为何教育制度的设计，却硬要把华文的好建立在英文好的先决条件之上呢？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数码总编辑 angyt@sph.com.sg）
父母亲出身华校，他们从我牙牙学语就跟我说华语，自然希望我掌握好华文华语，所幸我从小的华文成绩也一直都是他们最无须操心的，但相对来说，他们就总担心我英文比不上华文。我从来没有把华文好和英文好画上任何等号，直到小四那年，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要读更高水平的华文、在这个语文精进，我必须先达到英文很好的标准。
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无助于淡化华文难学、只适合精英的曲高和寡印象， 另一方面也变相地把很多资质可能一般，但对华文很有热忱，甚至有些天赋的学子拒于门外。尽管我们总说中国崛起，连带它的经济、软实力以及消费品开始抬头，为国人学好华文开创了有利条件，也带来助力，但事实是，在新加坡，讲华语的家庭已经逐年减少。
我是第一代经历小四分流的学生，就是那个进入EM1源流才可以在普通华文以外，多修读高级华文的年代。我对那一年至今仍印象深刻，父母很紧张，不是怕我华文读不好，而是担心我其他科目不够好，因为要进入EM1修读高级华文，先决条件是所有科目都要达到特优，而不仅仅是华文。
双语政策是新加坡立国之本，也是我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教育成果。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开始出现学习多一种外语，尤其是华文华语的热潮之际，我们更要力保我们的双语优势，避免陷入不进则退的困境。中美大国博弈看来将是本世纪的一场持久战，鹿死谁手还说不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绝对需要能掌握中英双语、了解东西文化的新加坡人，在新世界格局里帮助新加坡持续前行。
老实说，这个当年让我觉得吊诡的论述，纵使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有我可以理解的务实考量，却一直是我不太认同的制度设计。华文和英文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系，英文好不代表华文就会好，反之亦然。但为何教育制度的设计，却硬要把华文的好建立在英文好的先决条件之上呢？这让一些华文底子不错的可塑之才，因为英文达不到特优，就得牺牲进修高级华文的机会？这符合因材施教的精神吗？
根据2015年新加坡住户调查，选择英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比率占36.9%，首次超越讲华语的家庭（34.9%）。其中大学毕业生家庭以及私宅住户中有更大比例是在家中讲英语。本地这种客观环境，已不利于培养华文人才，我们如果还把华文语特课程的门槛定得那么高，无形中将局限我们培养华文人才的能力。
基于师资有限，或许无法在每所中学都开办语特课程，但教育部可以通过分区概念，把地点相近的学校和附近特选学校连接起来，让这些学校内华文成绩优异，又对这个语文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集中到该区的特选中学上语特课。这也不失为促进不同学校的学生交流和增进认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