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最低工资制就是规定雇主每小时、每周或是每月给工人的工资不能少过某个数目，而且是全国一律，不分行业。这么做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最低工资应如何制定，数目应该多少？要怎样随经济情况的起伏调整？其次，这么做对整体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更重要的问题是，长远来说，它是否真的对低薪工友有利？最低工资制的倡议者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却无法给这些重要问题提供有说服力的答案。

渐进式工资制就具有灵活的优点，可以视不同行业的情况而定，加上通过培训和提升技能，使工资的提高“物有所值”，工友拿得也有尊严。不过，渐进式工资制的推行进度显得缓慢，政府和职总也已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并已表明将会加大力度，全面推广。

新加坡是否应该实行最低工资制，这并不是个新鲜课题，过去已多次辩论过，但政府最终的决定是不采纳这个一刀切的简单做法，而是实行了更有针对性的渐进式工资制，现在也称之为最低工资制升级版，意思是它比最低工资制更加优越。

有国家实行这个制度，并不代表这么做没有问题。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弊端，是一刀切的做法无法适应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推行，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有些行业或雇主因为成本过高，干脆不请员工或把工作外包，或干脆把工人辞退，这一来吃亏的反而是这些低薪工友。

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之处，是低薪工友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单面向的，而是复杂多端，因此也不可能通过像最低工资这样的单一措施就可以有效解决，而是必须多管齐下，多方援手。新加坡是个组织严密的小国，在解决低薪工友的问题上，我们也有条件做的更加细致。因此，我们看到政府这些年来相继出台了包括就业入息补助在内的各种补助措施，从各方面帮助低薪工友与他们的家庭。我国的许多慈善福利团体，也从多方面帮助低收入家庭，加强了我们的社会安全网。

即便如此，时至今日，还是有人认为应该采用最低工资制。前天，工人党议员就在国会提出此课题，引起了朝野的热烈辩论。但激烈交锋过后，显然也没有改变什么。看来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唯一的共识似乎是在这冠病疫情肆虐期间，并不适合实行最低工资制。目前世界各国都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众多工友连饭碗都保不住，在这个时候提出最低工资制确实是很不合时宜。但这不等于说疫情过后有必要再加以考虑。

社论 2020年9月5日

坦白说，一个不能体恤工人生活处境的政府是不可能获得工友广泛支持的。朝野政党在国会可针对各种课题进行实质性辩论，但切记尚达曼所指出的，应避免“稻草人论证”，即先对对手的论点进行曲解，再予以攻击。尚达曼是学经济出身的，又是政治实践者，详细研究过外国的经验，因此论点坚实有力，非一般的纸上谈兵可比，也令人明白，政府的做法更符合低薪工友的长期利益。

我国政府之所以不采取这个看来简单易行的做法，显然是经过仔细衡量得失后的决定，也就是说，这么做将会弊多于利。世界上确实也有好些国家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因为乍看起来它很公平，也体恤低薪工友的生活处境。但这是不是帮助低薪工友的最佳办法却是很成问题的。因为，现实情况千差万别，市场情况也变化无常，根本不可能实行齐头式的平等。我国有由劳资政三方代表组成的工资理事会，这是一个更灵活的机制。

前天的国会辩论，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比较突出的是提出议题的工人党议员林志蔚借题发挥，批评政府决策重效益而轻正义，缺少恻隐之心（或是慈悲心）。这若不是一种指控，也是对政府帮助低薪工友的初心的质疑，因此也引来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的即席回应，指出恻隐之心并非任何一个人或政党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