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比较优势的理论说，国家输出劳工去异地谋生，本有其合理性。尽管这些外劳缺乏议价能力，很多还必须接受中介的层层盘剥，但对比他们留在本国从事更低增值工作乃至失业，当外劳反而能带来更好的收入，最终得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虽然他们很多遭到了不尽公平的对待，对于能够外出打工仍然趋之若鹜。对于接受外劳的国家而言，这批廉价劳动力也提高当地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然而，冠病疫情让这种平时相对皆大欢喜的分工安排，出现了无法忽视的弊端。本地客工宿舍内的社区感染，主要是因为宿舍卫生环境欠佳，客工生活空间拥挤所致。当然，主要是来自南亚地区的客工，个人卫生意识的不足，以及文化上不重视个人社交距离，可能也是导致冠病容易传染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出于成本考量和国人对客工的邻避态度，他们被集体安置在眼不见为净的偏远宿舍，休息日也总喜欢群聚在几个很集中的地点，这样高的居住和社交密度，如今却可能成为防疫漏洞，成为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冠状病毒疫情所导致的近乎封城锁国的非常状态，让许多人们平日习以为常、视若无睹的现象，成为可能危及集体安全的潜在威胁。本地客工宿舍因拥挤和其他环境因素而出现社区感染现象，或许成为全国防疫的漏洞，就是其中之一。事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也提供了人们反思正常社会条件下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对于客工宿舍暴发集体传染，不少国人发出了不平则鸣的批判。这是必要的。然而，我们也应当避免把问题纯粹用道德视角看待，而应当理性分析如何解决它。宿舍管理因成本因素，采取仅符合官方规定的最低标准，这样的做法显然必须改善。把部分属于必要行业的客工搬迁出宿舍，降低感染概率，固然是当务之急；这一旨在降低客工居住密度的安排，或许也应当成为日后管理客工居住环境的参考做法。当然，除了雇主之外，我们的社会也得作好准备，接受成本提高的事实。
于是，这又回到了经济转型的要求。对客工存在极大需求的本地建筑业和制造业，恐怕就必须加紧从劳动密集型向机械化和科技型升级的努力了。这一升级转型，在减少依赖外来劳工之际，也可能为本地人创造在这些行业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外来客工数目的减少，又或缓解宿舍拥挤现象，改善他们的待遇，一石二鸟地解决生产力与善待客工的问题。须要全体一心、同舟共济的抗疫行动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保护弱势群体，其实就是在保护所有人。
社论 2020年4月7日
本地几十万外来客工几可说是经济增长的隐形动力，但是相信绝大多数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客工要不是存有偏见，就是觉得他们脏乱或可能危险而退避三舍。客工现象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意味着不同国家在价值链上分工有异，发达国家位居顶端，攫取全球化大部分的好处，欠发达国家唯有依靠出口原材料甚或劳动力，来谋求国际经济激烈竞赛中的一席之地。
除了类似人道主义的考虑，对于本地经济过度依赖外来劳动力的问题，恐怕也被这场疫情逼出了反思的空间。新加坡经济体量小，无法自外于世界经济大潮流。全球化国际分工所提供的跨国廉价劳动力，自然是类似新加坡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要维持国际竞争力的要素之一。然而，有不少分析已经指出，冠病疫情将迫使各国重新审视既有的跨国产业链安排，宁可牺牲一些效率和成本效益，也不能在国家安全上妥协。因此，疫情过后的国际经济景观，或许将不一样，新加坡即使仍必须依赖大量客工驱动经济发展，就不能不有应变的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