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去年是我国经济相对低迷的一年，大大影响高收入群体的加薪幅度，相形之下，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幅就显得更加可观。据上述报告的数据，收入最高10%的住户群体去年收入增幅仅为0.4%，而从第一至90百分位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增长幅度则是3.5至5.6%。这突出了政府转移所起到的作用。
提升收入的措施则包括在保安、清洁、园艺等行业实行的技能培训渐进式薪金模式，加薪补贴计划，放宽低薪员工的定义，把基本月入上限从1300元调高至1400元，使更多低收入者能享受到各种政府转移的好处，一定程度上改善弱势家庭的处境，并缩小贫富差距。
由此可见，不论是常态时期或非常时期，政府转移的不可或缺性或持续需要是越来越明显了。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压力，尤其是在社会开支方面，将会越来越大。钱从何来，也是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除开国家储备投资回报贡献，设法开源是不得不做的事。但面对世界竞争，提高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空间有限，剩下来的就只有诸如消费税这样的税源了。
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住户收入数据显示，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从2018年的0.458降低到去年的0.452，为2001以来的最低点。如果加入政府的财政转移和税务减免，这个系数则进一步降至0. 398，是过去20年来的最低点。
总的说，社会不平等原因是多面和复杂的，要对治也必须有全盘性的对策。政府在2018年将社会不平等现象上升至国家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并在社会、教育、就业等方面连续出台了针对性措施，以防社会分化。我们相信，只要持之以恒，这些新措施的成效将会日益彰显。
但必须指出，高收入群体收入幅度缩小只是暂时现象，一旦经济好转，这个群体来自花红和其他奖励的收入就可能会迅速回升，并重新拉开收入差距的幅度。此外，他们一般也享有资产所带来的获利，这一部分的收入是基尼系数不会反映出来的。
这说明社会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有了明显改善，主要的原因则应是政府近几年来加大了干预力度，出台了各种措施，从多方面协助低收入者提升技能，改善收入，同时也通过财政转移，给中低收入家庭各种生活补贴和经济援助。比方，住在一房和二房式组屋的家庭，去年每名成员平均就获得总值1万零548元的政府转移。
因此，我们必须确保社会的变迁以及新科技的出现，不会给这种流动性造成障碍，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无法像过去一样，通过教育与努力摆脱困境。社会变迁，可能使原来的唯才是用制度失效，成功的群体掌握了大量的资源，而弱势群体更加处于劣势，结果被迫长久困守在最底层。新科技的层出不穷，也在不断的颠覆职场，加剧不平等现象。这些都需要政府有效的干预，包括协助人们掌握新的技能，改变整个教育制度，创造更多样性的职业途径等。
今年，除了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加上2019冠状病毒疾病突然来袭，百业受伤，不排除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所有收入群体今年的收入恐怕也难有很好的增长预期。政府在日前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就推出总值16亿元的“关怀与援助配套”，协助低收入家庭和年长者缓解生活开销方面的压力。
新加坡人民这些年来的不断自强和奋进，以及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主要即因为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而促成这种流动性的关键因素，则在于教育和唯才是用的社会制度。建国之初绝大多数贫困家庭之所以能晋升为今天的中产阶层，都是因为孩子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出人头地，有了好的收入，从而逐渐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
无论如何，若从社会不平等的角度看，收入差距也只是其中一环而已。基尼系数降低固然可喜，要对治不平等课题，政府还须再接再厉，在其他多个方面继续着力。长远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社会的流动性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