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官方统计，武汉至今已有2500多人因冠病离世，对于像张勇一样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上千个武汉家庭来说，这个清明是一道格外难过的心理关。他们既要承受家人离世带来的伤痛，又对解封后的生活感到迷茫，更难以原谅瞒报疫情的官员。受访心理学家提醒，疫情带来的心理次生灾害，可能以清明为节点爆发，如果应对不当，还可能从武汉扩散至全国，甚至导致一些人采取轻生或报复社会的极端举动。
当地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应对失当，再加上对冠病患者及家属缺乏关怀，正是令张勇和许多病逝者家属至今难以释怀的原因之一。张勇说，他加入了一个有上百人的冠病逝者家属聊天群，发现群友们的遭遇大多相似：已故亲人的工作单位在他们患病时没有伸出援手，病逝后才“千方百计要堵住家属的嘴”。
谭刚强说：“如果政府能允许民众适当宣泄情绪，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就能引导生者化悲痛为力量，否则可能激化和扩大负面情绪影响。受影响者轻则陷入抑郁或焦虑，重则丧失活下去的希望，甚至通过报复社会来发泄个人怨气。”
普通市民面对新心理困境
即便是没有经受丧亲之痛的武汉居民，也在两个多月的封城期间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对他们而言，今年的清明预示着全城即将解除封锁。不少人刚走出封城初期的心理阴影，又对解封后的未知感到紧张和不安。
谭刚强分析，武汉冠病逝者家属的心理压力，不仅来自于失去亲人的悲痛，更反映出他们对当地粗暴管理方式的不满。政府需要以疏代堵，通过基层和社区关心和帮助他们，才能真正安抚这个特殊群体的情绪。
疫情心理次生灾害 可能以清明为节点爆发
张勇（化名）不知该怎么面对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武汉许多商店还没开门，他连遗照和香烛都备不齐，只好翻出父亲生前的旅游照，点上三支香烟寄托哀思。
心理咨询师刘一凡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清明作为祭祀和缅怀故人的传统节日，很容易触发群体悲伤，唤醒民众几个月来压抑已久的情绪。对疫情中心的武汉居民，尤其是病逝者家属，应当通过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帮助他们走出悲痛。
当地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应对失当，再加上对冠病患者及家属缺乏关怀，正是令张勇和许多病逝者家属至今难以释怀的原因之一。
张勇的父亲今年2月因2019冠状病毒疾病去世后，他就把微信名改为父亲的忌日，提醒自己牢记这一天。他告诉《联合早报》，自己一年多前把父亲接到广东共同生活，今年1月父亲意外骨折，考虑到武汉医疗资源较好，他便送父亲回乡治疗。不料76岁的老人在住院期间感染冠病，15天后就撒手人寰。
“我父亲的单位在他住院期间不闻不问，直到他过世了，他们才跳出来恐吓我，说一定要由单位人员陪同我去领骨灰，领完后马上下葬。”张勇说到这里，声音激动得颤抖起来：“我为了不受他们控制，至今都没有去领骨灰……不跟他们讨个说法，我一辈子都不得安宁，死了也没脸去见我爸。”
他也指出，随着武汉迈向解封，三类人员特别可能出现心理不适。一是两三个月没有返岗、一时难以适应工作强度的在职员工；二是由于学校尚未复课，对孩子教育感到焦虑的家长；三是随着子女们离家返岗而陷入孤独的空巢老人。
接受电访时，张勇言语间难以抑制自责和愤怒之情：“如果不是那些专家和官员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打死我也不会送我爸回武汉。我现在每天都活在后悔当中，只想找那些瞒报疫情的人要个说法。”
刘一凡分析，在经历长时间的封闭状态后，许多人都需要一段心理适应期，才能回归正常生活。“有些人很快就能适应，有些人需要更多时间，这都是正常的。不过，如果会因为和人碰面而心跳加速，甚至出现恶心难受等强烈生理反应，就有必要及时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
幸运的是，陈智过后通过在网上和朋友聊天缓解了焦虑情绪，随着武汉疫情逐渐受控，她的心态也一天天好转。但好不容易可以出门，她又陷入新的恐慌：“听说有人坐了趟地铁，健康码就从绿色变成红色，说明同车可能有患者。虽然大家都戴了口罩，但还是感觉放心不下，短时间内可能都不会出门。”
此外，在抗疫一线工作多时的医护人员、警察和快递员，虽然工作压力可能减轻，但长期压力下累积的心理负担，可能正要显现。刘一凡说：“事实上，所有经历过这轮疫情的人，或多或少都需要心理疏导。公众可以在网上搜索与‘情绪调节’‘抑郁’‘创伤’相关的心理课程，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心理需求。”
中国今天将举办全国哀悼活动，悼念疫情中去世的抗疫烈士和国民。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受访时认为，这体现了政府对疫后首个清明的高度重视。但他也呼吁官方不止步于“在宣传上煽情”，更要采取具体措施解决民众面对的困难，例如加大力度追查瞒报疫情者，并为弱势家庭提供生活就业援助。
26岁的武汉市民陈智1月中旬随父母一起到市郊祭祖，没想到几天后就遇上封城，他们只得暂居在郊区县城，几天前才回到武汉家中。在这期间，陈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白天无所事事，夜晚焦虑失眠，“每天只是不断地刷新闻，没有心情做别的事，坐着不动都能心跳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