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察也指出，这批“金融副省长”年轻化趋势明显，绝大多数是“65后”，其中还有六人是“70后”，年龄最小的重庆市副市长李波今年只有47岁。
多名官员也曾在新加坡的中资企业担任过高管。公开资料显示，殷勇在2001年至2002年担任中国投资公司（新加坡）总经理；今年9月履新河北省副省长的葛海蛟，曾担任农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唯一女官员、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2014年至2016年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担任行长。
但吊诡的是，这不一定有利于“金融副省长”的另一个要务，也就是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陈抗指出，财政和金融之间的界限如果不清晰，政府对金融资源扩大使用，反而会形成对私营企业挤占，导致金融系统无法有效服务生产和创新活动。
更善用金融资源助地方应对财政缺口
王军相信，除了发展金融和防控风险，中央金融部门或大型银行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官员互调任命，能增加官员履历和任职经验，这也是中国体制培养干部的重要安排。
学者指出，密集安排“金融副省长”旨在从组织上加强地方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重视，引导各地更好防范金融风险；更多专业型技术官僚被委以重任，也显示中国官场用人思路转变。
拥金融经济相关亮眼履历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颖受访时也指出，中国目前正实施多年来前所未有的金融开放，希望在金融国际化上有所突破，但外资反应并不踊跃，调派拥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经验的金融系统人士任职地方，有利于地方政府扩大金融开放。
这批中国政坛新生力军年纪轻、学历高、富有国际经验。受访学者指出，密集安排“金融副省长”旨在从组织上加强地方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重视，引导各地更好防范金融风险；更多专业型技术官僚被委以重任，也显示中国官场用人思路转变。
官方是从2018年起频繁从金融系统抽调高级干部到地方，担任省级行政区领导副职。上述15人中，除了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云南省副省长陈舜和江苏省副省长王江，其余12人都是在2018年之后获得任命。
如果算上在去年1月至今年10月间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欧阳卫民，中央政府在不到两年里总共布局了13名有金融背景的副省级地方大员。不过，欧阳卫民上月24日重回金融圈，出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明年是打赢三大攻坚战的最后一年，而三大攻坚战之首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履历最特别的是今年9月“空降”重庆的李波。他是一名美国归侨，拥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法律博士学位，曾在纽约达维律师事务所担任专职律师，2004年回国后进入央行，直到去年8月出任中国侨联副主席，晋升为副部级官员。
（记者是《联合早报》上海特派员）
据中国媒体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5个省级行政区配有金融系统出身的副省长，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中占近一半，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也包括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大省，以及贵州、山西等较不发达地区。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项目主任陈抗受访时解读，近年来各地要应对的债务和金融杠杆问题增多，地方政府软预算无法控制，财政缺口势必要靠金融系统支持。
分析：防范化解风险促进金融发展是两要务
目前在职的15名“金融副省长”，大多数曾在五大国有银行，或是中国央行、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任职过。有分析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维稳，以及促进金融事业发展、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这些“金融副省长”的两个要务。
“这个安排是从人事上保障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大部署能够落到实处，也从专业上切实提高地方政府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这些技术官僚都有非常亮眼的履历，拥有经济学或相关学科博士学历的就有10人，好些还喝过“洋墨水”或有过海外工作经验。例如，上海市副市长吴清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北京市副市长殷勇也是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具国际视野与经验 有利地方开放金融国际化
在稳金融的大基调下，中国短短两年在各地任命至少13名“金融副省长”，各省市自治区中，如今已有约半数配备了具备丰富金融履历的副省级大员。
中国官场之前也有过个别出身金融系统的高官，例如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他在1990年代末出任广东省副省长之前就任职于金融机构，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在政审严格的中国政坛，这样的履历十分罕见。王军认为，这反映出用人思路的转变，对专业化人才的使用更加重视，特别是在专业性较强的金融领域。
他说：“金融副省长的一个作用在于让财政更加容易利用金融资源，帮助政府解决财政缺口问题。”
中国各地当前面对各种金融风险，例如一些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增加、部分小型金融机构遇到现金流问题、互联网金融风险居高不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