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说，放宽户籍限制绝对是符合时代潮流、顺民心之举。放眼全球，事实上也只有朝鲜、古巴等少数几个国家还实行不平等的户籍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取消城乡二元体制、扩大城市人口则是中国增加内需、刺激消费、稳增长的一剂良方，能帮助中国跳脱中等收入陷阱。
吊诡的是，时至今日，中国农民又已不像过去那么热衷“进城落户”，甚至是不愿意将户口转移到城市。
公允地说，中国中央政府给户籍“松绑”已经循序推进了好几年，并非只是因应房地产降温与经济减速才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 “三个一亿人”的城镇化，包括促进一亿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2016年，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推动一亿人落户城市的目标，去年国家发改委还对该目标落实情况进行了督察，并坦言进度不如预期。
在房地产低迷的当前，一些网民更质疑这项新政是“骗农民进城买房”，“低端人口消化空置房”。本周发改委的新政公布后，有购房网站马上喜形于色，发文称“发改委下发1亿人买房任务！XX特别合作区有谱了”，标题耸动之余，更有些欺骗之嫌。
如今，农民群体也更精明了，如何鼓励他们积极进城落户？官方研究过、学者也都指出了，当务之急是建立配套政策，尤其是有关土地的退出机制，解决土地流转问题，让农村的土地可以透明与公平地在市场流转，完善土地的财产属性，让农民的土地权益真正可以运用起来。
中国国家发改委本星期一（8日）宣布一项可能改变中国户籍结构的重大消息：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
再者，户籍制改革是需要真金白银的，要推进农民进城落户的善政，财政得跟上，地方政府需要有资源为所有落户农民提供公共福利。当前，中国一线城市与特大城市集中了最多的优质资源，今后国家资源需要更公平地分配到三四五线城市，让它们也有优良的公共服务、教育机构、产业和就业机会，那样农民工自然愿意在这些城市落户，实现国家与社会新阶段的发展。
个中原因有很多，包括“资源丰富的大城市依然难进，小城市不值得进”，“进城容易就业难”，以及最重要的因素：农民工担心户口迁到城市，就会失去在农村原有的集体财产（例如集体土地）、宅基地（农民家宅的土地）等资源。农民的这些土地资源，虽然也难以转化为其他资本，但是总是一个心理保障与退路，何况土地未来还有增值潜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也就是说已有将近六成人口住在城市；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之间的差别是16.21个百分点——这正是在城市居住而户籍依然在农村的人口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所做的2017年农民工市民化动态监测数据更显示，进城农民工中有46%的人没有意愿在城镇落户，官员分析指出，其中包括19%已经在城市买房的农民工；反之，愿意把户口迁到现居住城镇的农民工仅仅只有16.8%。
然而，没有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恐怕也不会轻易上当。
问题是，好些构思多年的善政总是等到内外部危机凸显，在经济压力大增时才大胆推出，给人的观感不是为了造福最需要的群体，而是为了解救经济难题。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群体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在关键时候获得流动的自由，以推动国家进一步发展，从贡献农产品到以农民工的形式为城市贡献劳动力，现在则被期待贡献消费力。从适应国家发展阶段需要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但有时候，人们也希望政策会更及时地为农民与农民工做得更多。
好不容易盼来了城市户籍放宽、农民工却不愿意进城落户。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大幅为户籍“松绑”，意味着农民与农民工（指户籍身份是农民但在城市工作，又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福利的人口），今后要变成“完全城市人”将非常容易。这个数目过亿的庞大人群，在正式取得城市户口后，按理将能够与所属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福利，包括子女的义务教育、租用公租房、廉租房的权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