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大家可能以为父母给了我很多钱，但真的不多。我不搭私人飞机，也不是三天两头就出席时尚秀。我有点厌倦和那些目的不单纯的人交往。”
设立社企助菲国弱势女性
她说：“在新加坡我随时都能出门买食物。可是在马尼拉，我从来不觉得可以半夜出门买宵夜。在新加坡，我可以穿一件T恤短裤出门，在马尼拉我得穿得保守一些，尽量不穿低胸上衣或短过膝盖的裤子或裙子。我当然也不可能拿名牌包出门。我不想成为下一个绑架目标。”
她感慨：“我真希望人们认识我，而不是我的家族背景。正因如此我挺喜欢上网交友，因为如果是现实生活，或许人们会告诉对方‘她是余仁生女孩’，但在网上，我可以简单地说‘我是余苏宴，今年26岁’。”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余苏宴很幸运地在菲律宾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并在他们的陪伴和照顾下融入当地生活。
自卑的另一个原因也源自这个姓氏和家族的重量。
面对重重压力与寂寞，余苏宴说：“信念很重要。当然我不是到了马尼拉才有压力的。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肯定已经处于压力状态，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但在马尼拉，如果我不正视或拉自己一把，我会崩溃，这是现实问题。”
绑架案发生不久后，冠病疫情蔓延至菲律宾，当地又陆续发生枪击案。余苏宴无奈地说：“这种事会在菲律宾发生，和新加坡很不一样。”
当余苏宴带着一个没有牌子的行李箱和那名男生以及他的朋友们出国旅行时，他的朋友问：“你不是名媛吗？为什么穿着打扮这么随性？他说你很有钱，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模特儿？”不用说，那趟旅程结束后，余苏宴立刻终止与那个男生来往。
天灾人祸接踵而来
她解释：“我不想她们将我视为‘那个握有捐款的人’，也不希望她们想方设法从我身上获得什么。如果我和她们太熟，导致她们过于依赖，向我开口要钱或指望我给她们东西，这是不健康的，也会剥夺她们学习独立的机会。我希望她们能努力工作。”
我问余苏宴是否想过掩饰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她说：“我非常不擅长说谎，但以前偶尔会用一个假名——Jenny Tan——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这个名字，哈哈哈！有一次还真的有人从对面街喊‘Jenny！你好吗？’哈哈，真的是身份危机。”
养育孩子需要整个社群的努力。余苏宴指出，很多人口贩卖的受害者都还是孩子，如果她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这个项目，孩子们或许就会感受到社会上依然有人关心她们。
余苏宴的社企旗下没有庇护所，她正和一家照顾250至300名受害者的庇护所合作。改变受害者往后的人生是余苏宴前进的动力。以前，她还是义工时，几乎每天都会到庇护所，和少女们天南地北地聊天，但她成立社企后，却刻意与她们保持距离。
她在一段访谈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印象中，资料上写，菲律宾每年有6万名孩童成为人口贩卖受害者，90%是女性，平均年龄越来越小，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怎么会对此一无所知呢？我阅读了大量资料，这个课题让我彻夜辗转难眠。”
这是多么成熟的想法，执行起来也需要自律。毕竟，谁不想当那个安慰受伤心灵的大姐姐呢？可是余苏宴目标明确：以她的能力，最有效地帮助受害者的方式不是一对一的辅导，而是和不同的人或组织开会，邀请他们一起帮助受害者。
毕竟人生地不熟，一个女孩独自在外生活会害怕吗？
她说：“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很短，要如何利用这个时间？我很幸运也很感恩在这个年纪就找到答案：帮助他人会让我感到快乐。听起来很俗套，但当我意识到，无论受害者的人生之前有多糟糕，获救后，我们能协助她们的人生变得更好，我就非常快乐，因为我没有白白浪费时间。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的家人也如此。”
她心有余悸地说：“菲律宾偶尔会发生绑架案，但最近那起对我而言最可怕，因为事发地点就在我家附近。我之后看到一个华族女子被强行拉进货车的视频。心想，天啊！发生了什么事？我哭了好几天，打电话给朋友哭诉，也曾认真考虑聘请保镖，我真的很怕！”
她说：“当我失去朋友的时候，我会非常在乎，而这份在乎又会使我感觉自己在他们眼里一点也不重要，这真的很令人伤心。”
针对亲友们的关心，她感慨地说：“很多人不把非盈利或慈善工作当一回事，不觉得这是一份正职或可发展的事业。就连我的家人起初也需要时间来适应，因为他们希望我事业稳健，能赚钱。但我和他们说，这对我而言很重要，我现在还年轻，还没有组织家庭，如果我要到发展中国家生活，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有一次，余苏宴和一个男生交往了半年，她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身份背景，但他自己上网查到了，并向朋友炫耀他和社交名媛交往。
她说：“我在澳洲的时候有个奶妈，我们一起住，她每天煮饭给我吃，也是我唯一的朋友。那段时期，我真的没有朋友。”
尽管余苏宴坚持不回国，但不表示她在菲律宾的生活一帆风顺。相反的，她透露，在菲律宾工作倍感压力，“真的很累”也“真的很寂寞”。
这个转变是在过去六年来逐渐发生的，有一大部分是在马尼拉的经验促成的，包括感受到贫富差距的问题，开始思考从未想过的事等。
余苏宴（26岁）念小学时，有一次跟同学到牛车水参与校外教学。校车经过牛车水的余东旋街（Eu Tong Sen St）时，老师忽然叫她站起来，然后告诉全班同学：“你们知道吗？这条街是以余苏宴的曾祖父命名的，他叫余东旋。”年纪小小的余苏宴当时非常错愕，她回忆起这件往事时笑说：“我那个时候根本没听过这号人物啊！”她的华文老师也常在班上点她的名说，“余仁生”怎么可以不会说华语……
“Mei's Own”设在菲律宾，余苏宴大学毕业后就常驻首都马尼拉。许多亲朋好友或者出于关心，或者出于好奇，都会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逃跑”？
她笑说，中学时还有同学问她是否能给他们开病假单。现在，有些朋友则会问她是否能投资他们的生意，购买保险或房子。
余苏宴说，情况没那么糟，但还是有危险的。去年12月，菲律宾被台风袭击；1月发生地震。接着，离她家不到10分钟的地方发生绑架案。
余苏宴自认很容易信任他人，而她确实在采访过程中，很快就敞开心房畅谈。但为了避免信错人，她有时会刻意减少与他人的接触。
她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小时候没什么要好的朋友。这或许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关，或许是因为她在求学时曾经两度出国念书，也或许因为她曾是一个“恶劣的人”。
余苏宴的家人在这些天灾人祸发生后都希望她回到新加坡居住。况且，她还是父母唯一的女儿，兄长们宠爱的妹妹。
毕业后，余苏宴没有加入余仁生，反而选择到菲律宾工作。她不是在跨国企业上班，而是成立自己的社会企业“Mei's Own”，并与当地的慈善基金会合作，帮助遭人口贩卖与卖淫集团迫害的女性。
不过，如果有人认出她，或问她是否和余仁生有关时，她不会隐瞒。她说：“我没有理由欺骗啊。我会说，是的，我们的家族企业专门做中药和中医生意。我其实是引以为豪的，只是有时会不好意思，而我感到不好意思的原因，纯粹只是不想对方觉得我自以为高人一等。这毫无逻辑，但我以前确实有这样的顾虑。”
社企创办人余苏宴： 改变他人的生活让我快乐
回国一年后她在17岁时到澳洲上大学先修课程。短短几年内经历这些国际化的求学过程也意味着，她较难与他人建立稳定的关系。
回到熟悉的环境，余苏宴身旁的友人发现她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善解人意和更有同理心。
为了保持心理健康，余苏宴几乎每个周末都要离开马尼拉，或到附近的乡村小镇或到其他国家，让自己喘口气，放松心情。
独自在马尼拉生活的这五年，这名“余仁生”的新生代，经历天灾人祸，她哭着、害怕着，但还是选择留下。走出舒适圈，她审视自身，用体贴与细腻的心思关怀他人，也更懂得辨识趋炎附势的交往者。有深厚的家底铺垫，她希望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余苏宴的身份也注定了身旁会出现别有心机的人。有一次，一个女性朋友到处炫耀她曾和余苏宴一起搭私人飞机到法国巴黎购物。余苏宴不可思议地说：“太奇怪了，因为我都没搭过私人飞机！我们从来不这么做。我最常搭的其实是廉价航空。”
工作性质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她得经常接触受害者的个案和故事，其中包括很多被亲生父母卖掉和被剥削多年的女童。日子久了，心情自然变得沉重。
当菲律宾的冠病疫情越来越严重时，余苏宴不得不在12小时内搭机回国。这阵子，她都在位于乌节路一带的住家办公，同时也计划要在本地有所作为。
余苏宴第一次接触菲律宾的人口贩卖与卖淫课题，是在一堂大学讨论课上。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蒙纳士大学修读传播与国际关系，有一次，大家讨论这个课题时，余苏宴发现课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还在念大二的余苏宴为了离菲律宾更近一些，方便她常回去做义工和研究，决定放弃在墨尔本的学业，回到新加坡的拉萨尔艺术学院修读时尚媒体与产业课程。
那年，余苏宴的父母恰巧受邀到菲律宾参加婚礼，她跟着去，想亲自了解当地情况。在那里，她第一次感受到贫富悬殊。她说：“新加坡虽然也有贫富差距，但中等收入者占大部分，没有菲律宾那么严重。同时，我也发现人口贩卖与卖淫问题比我想象中来得糟。一开始，我没什么计划，只想知道要怎么帮助她们。我曾想到那里教英文一学期，但后来觉得自己应该要做更多，所以才开始规划更大的项目。”
余苏宴选择回国学习时尚，也是因为她早已计划好，要成立一家售卖高档时尚与家居用品的社会企业，借此为受害少女提供就业机会，以防她们在获救后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而选择再次卖身。
余苏宴解释：“师傅们可以成为少女们支援网络的一部分，同时把他们的手艺和对菲律宾艺术与文化的知识传授下去。我们的重点不是让少女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纺织或陶瓷师傅，而是让她们多了解自己的文化。此外，用双手制作一件物品也可以让人心安静下来，拥有疗愈效果。成品出炉后又会给人一种成就感。”
她说：“当然，如果人们是因为‘Mei's Own’而认识我，我会很开心，而现在越来越常发生了。但很多时候，我受人关注是因为我的家族，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有今天的成就，很大部分是因为我的家庭。如果我能把这些焦点转移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她说：“我在菲律宾最多也只能呆28天，因为很难申请到工作准证，即使申请到也有诸多限制。由于当地的工作实在是让我感到沮丧，我在周末时会飞去香港或韩国松懈身心。我也会回新加坡，但3小时半的旅程挺长的，去香港才1小时，我哥哥以前住在那里。”
为了自身安全，余苏宴在马尼拉的生活习惯与穿着和在新加坡的时候大不相同。
她坦言：“受害者的故事和情况当然很令人难过，如果交情太深，我的心情没办法不受影响。但我必须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专心工作。因此，我只是偶尔才和她们聊天，分享Mei's Own在做的事。我并非不关心她们，我是关心的，但我不想她们无法自立。”
没错，余苏宴出身于本地的名望家族。她的高祖父余广是中药行老字号余仁生创办人，曾祖父是家喻户晓的慈善家余东旋，爸爸余义明目前是余仁生国际集团董事的非执行主席。余苏宴也完全符合一个千金小姐的形象：漂亮，高雅，谈吐得体，且经历过很多富家女才会经历的事，包括到不同国家求学，参加闻名全球的巴黎名媛舞会（Le Bal des Débutantes）、曾经每周到同一家店消费六七百元等。
在这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余苏宴有些自卑也有些郁郁寡欢。但这怎么可能呢？她是个聪明又漂亮的千金，照理说，应该对自己信心十足才是，不是吗？
众人的期待以及一次次的失望与挫败导致她自尊心受创，但在菲律宾的工作却开启她的视野。家人口中的“妹妹”长大了，也成熟了。
现在的她，更体贴他人，心思更细腻，思想更开阔，也更勇于承认和面对自己年轻时的过错。她说：“我们都曾经说过自己后悔的话。我因为家世背景而说错话，现在我愿意公开，让自己在众人面前出糗，目的是希望让其他人知道，我们不能这么无知。我不以从前的错误为傲，同时我也认识到，我确实在进步中。”
目前单身的她在交友软件上选择使用真名，因为她不想欺骗他人。这当中又有一段故事。
至于择偶条件，余苏宴说：“我不管你是不是有钱人，我在乎的是你怎么对待我，那是最重要的。目前，我答应妈妈会尽量找一个新加坡男友。她很担心我会一辈子都待在菲律宾。”
每个阶段都有意义
于是，她开始和当地手工艺师合作，让他们把传统手艺传授给少女们，再由“Mei's Own”售卖手工制作的家居用品。如此一来，她成为两组人之间的桥梁，协助他们互惠互利，一石二鸟。
但是心系那些受害少女的余苏宴坚持留在马尼拉。她说：“我想家人最终还是了解要对我更有耐心，毕竟我不是去那里开派对或玩乐。我去马尼拉是为了经营非盈利慈善事业，而这些危险是当地生活的一部分。我已经尽我所能确保自己的安全，我不夜归也不随便和陌生人约会。”
友情历经各种考验
余苏宴从新加坡女子小学毕业后就到英华国际学校读书，两年后到美国的一所寄宿学校，结果不到一年就回新加坡了，“因为我妈妈很怕我交美国男朋友！”
如果单凭这几点就断定她只是温室里的小花，那你就会错过了她另一段精彩的故事。阻断措施期间，余苏宴接受《联合早报》记者访问，分享她这五年来如何一步步地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企业，帮助菲律宾的人口贩卖与被迫卖淫的受害者，以及她在马尼拉独自生活的点滴和个人成长。
采访来到尾声，我问她如果读者想要捐款帮助受害少女，可以怎么做？她立刻回说：“不，不，请不要捐钱，请购买我们的产品。寻求捐款是我在万不得已时才会做的事。我想要同时支持菲律宾的手工艺师和受害少女，所以请上网（meisown.com/）购买我们的手工艺品。”
她知道自己可以在不抹去余家子孙身份的情况下，建立个体身份。她也逐渐懂得如何善用家庭背景的优势来推动慈善事业。
学艺，也是少女们接触社会另一面的渠道。很多受害者直到获救的那一刻，一生只知道被遗弃和被虐待的感觉。透过艺术，她们可以认识性犯罪以外的菲律宾文化和历史。
她笑答：“我知道，简直是富人的烦恼对吧？没错，我确实很幸运，什么都有，我的家人全心全意地爱我，我现在感觉到了。但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曾经彷徨过，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看我的。我经常在错误的地方寻求他人的关注。当我需要帮忙时，我没有找家人，反而向朋友寻求慰藉，而很多时候都失望而归。”
曾经厌恶姓“余”的余苏宴现在已欣然接受自己的家世背景了。
六年来的转变
“很明显的，我的身份和大部分的新加坡人不同。当然，新加坡有很多有钱人，但我总觉得人们认识我只因为我姓余。为此，我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不只是要当‘那个余仁生女孩’。很多人取笑我是‘燕窝女孩’，总是对我有所期待，这也是困扰我的一点。”
正因为知己不多，当余苏宴和好友为了小事闹翻时，“感觉比和男友分手更令人难以承受……真的会心碎。”
幸好，她的交友经验大部分是不错的，但还未遇到真命天子。她说：“很多人以为我会有一大把追求者，但我没有！我不知道如何打情骂俏啊！”
余苏宴感叹：“我想每个阶段的经历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我继续留在美国读书或者到英国伦敦求学，或许现在的我会变得非常不同……小时候，我总觉得在新加坡长大很不容易，可能因为我一直觉得人们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而待我的方式不同吧。现在我很爱新加坡。”
她坚定地说：“这非常重要。我不觉得我这个新加坡人有资格告诉她们什么，但如果她们自己的国人能站出来鼓励她们，而这些人又是社会上备受尊重的手工匠，我想会给她们带来力量。到头来，这是他们的社群，不是我的。如果他们可以成为彼此生活中的一部分，那对双方都有益。”
保持良好心态才能前进
她带心虚地说：“最近有个朋友告诉我，六年前，我曾经在一个政府组屋的停车场感叹：‘哇，这里有那么多好车！’我完全忘了说过这句话，但我现在知道我不应该这么想，也不应该这么说。这是不对的。”
余苏宴一开始售卖服装，并让受害少女缝制包装用的包包，但后来发现她们并不享受这个漫长的过程，产品质地也不佳，于是重新考虑企业方向。恰好在那个时候，她发现菲律宾有许多手工艺师，很多是第二和第三代匠师或纺织师傅，正在挣扎着要保存传统手艺。
独处的时间多了，余苏宴开始与自己对话，到底什么事情能让她开心？
余苏宴在澳洲念书时找到人生的突破口。她成立社会企业，到菲律宾帮助被人口贩卖与卖淫集团迫害的女性，同时搭起传承当地传统手工艺的桥梁。
受害少女获救后会先住在庇护所，让身心康复，其中有不少必须戒酒和戒毒，因为她们受虐时，每天都会被灌以大量的酒精或毒品。
她说：“心理健康是我很关心的课题，很多人似乎都很不开心，我希望可以更了解这个情况，未来对社群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