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创业，那时候本地照相馆至少有两三百家，他得找出自己的摄影风格才可突围：“那时候日本摄影品质佳，比如杂志封面走唯美风，修图得很好看，西方则走写实派，于是我结合这两种风格。”他透露，那时也遇到贵人鱼尾狮塑像雕塑家林浪新，交流中获得不少启发，照相馆的名字也是林浪新所取的。
湿版摄影起源于19世纪中的英国，在玻璃片或金属片上涂上光敏感（photosensitive）的药膜，然后浸入硝酸银，曝光、显影、定影及水洗，前后数十分钟内玻璃板一直处在湿润状态，所以简称为“湿板摄影”。
曾经，人们过年过节会到照相馆去拍照，现在人们上照相馆是为拍毕业照或家庭照。随着数码摄影的普及化，以及手机摄影的进步，照相馆数量越来越少。
今年生意受疫情影响，应届毕业生减少拍摄毕业照和全家福，照相馆生意冷清了。潘正富耸耸肩说：“有时间休息咯，顺其自然。”
早期，人们到照相馆里拍照，棚内的背景、道具等是考量之一，有的人是为了某照相馆的背景慕名前去。莱佛士影社里的书架背景，便是招牌，人们一看照片的背景，便认出是哪家相馆所摄。
1957年，郭仁伯于樟宜路（俗称樟宜五条半石）开设照相馆。据知，当时附近的照相馆还不少，如罗马影室、我的影室等。
老相馆故事③
新市影室：家在照相馆
擅长人物摄影
70年代时，他17岁中学毕业后便入行。当时经营新地照相馆的父亲给他两个选择，一是出国念书，或加入照相馆。他选择了后者，从底层学徒开始。28岁时，独当一面的机会来了。1988年时，莱佛士影社原创办人过世后，他成为股东之一，接管生意，积极发展。
步入21世纪后，婚纱摄影业者各出奇招，梁福勇开始放慢工作步伐，改而多接拍全家福和毕业照。这也是后来本地照相馆的主要走向。2008年，因政府收回锡安路（Zion Road）的店面位置，加上已到了60多岁的退休年龄，梁福勇觉得是时候退下来了。
梁福勇1968年开设天鹅湖照相馆，在娱乐圈成为明星摄影师，80年代急流勇退转战婚纱摄影，后期拍摄毕业照和家庭照直到2008年结业退休。这当中，也不仅仅是他的故事，也反映了本地摄影行业这几十年的发展与变迁。
负责人李雷恩（Ryan Lee，音译，39岁）说：“我记得小时候和家人一起到照相馆去拍全家福，一年拍一次。妈妈到照相馆取照片时，我总兴致勃勃地跟着，也经常要求拿相机为家人拍照。
潘正富说，这面书架背景特别在于不是一般平面布景，而是立体设计，是他在1989年花了约1万6000元向一家英国公司定制的，品质好一直用到现在。
走进照相馆，大多数人是为了拍下快乐美好的时光。瓷相制作，则把人最美好的一面，留在石碑上流芳百世，保留先人容貌，承载后人思念，化作永恒。丽湖摄影的作业虽已改变，但陈桂珍对瓷相这项工艺技术，一做便是四五十年，认真地为他人生命画上漂亮的句号。
因耳濡目染，郭义珠喜欢上摄影，中学时期便开始拍摄。除了参与校园拍摄活动，也常拿起父亲的相机拍照，用的还是有名的Zeiss牌子的相机。
潘正富说：“人物拍摄不只关乎拍摄技术，还包括排位，指导客户摆甫士，营造拍摄气氛等。通常，长辈在中间，晚辈在旁边，拍照时摄影师也要搞搞气氛，让大家放松，便可愉快完成摄影工作，拍下美好时光。”
经历手工到电脑修图
各家相馆的“秘密武器”
梁福勇解释：“我看到大环境的改变，新加坡不再播粤语电视剧，我觉得娱乐事业发展可能有变化，所以毅然退下。决定转攻婚纱摄影后，到台湾工作考察，相中一家高级酒店里的婚纱店，婚纱设计走日本风，一拍即合，便代理他们的婚纱。”
这些年来，他不只在摄影方面做出成绩，从生意角度来看，也经营有道，业务多元化，包括冲洗广告照片、大学毕业照、全家福彩照等，也负责拍摄政府部门、社区、企业等的活动照片。
梁福勇拍摄的明星不计其数，有汪明荃、郑裕玲、林青霞、温拿五虎、张帝，以及已故的邓丽君、张国荣和梅艳芳，还有深受本地人欢迎的谐星王沙与野峰等。这些照片有的是杂志封面、宣传海报、唱片封套等不同用途。
七八十年代，新加坡与香港、台湾影视娱乐事业关系密切，不少港台艺人前来新加坡登台或拍摄。当时本地摄影技术发展也较港台先进，于是梁福勇和天鹅湖照相馆就因明星摄影而红到海外。
新式怀旧Hip Xiong Photo Studio：
找回上相馆拍照的仪式感
同样最花时间的是为照片修补瑕疵，当年人们拿来的先人照片，有的相片素质较差，人像模糊或泛白了，陈桂珍得用笔细心地在照片上一刻一点地慢慢修补，勾勒轮廓等。后来，修图步骤电脑化了，当时已60多岁的陈桂珍，依旧跟上时代步伐，学起电脑来。
引进3D打印技术
她说：“父亲原本在另一家照相馆工作，当时的暗房也是结婚新房。后来孩子多了，父亲有机会自立门户，便开设新市影室。”
新市影室一直开业至1987年，郭仁伯退休后勤练书法，2014年过世。2012年，郭义珠姐弟为父亲出版书籍《平凡之人不平凡》，通过文字和照片记录照相馆的日子。她说：“父亲当年从海南岛下南洋，和家乡保持联系。退休后他和同样爱好摄影的海南岛记者王裕超忆述在新马生活创业的故事，撰写成书做个记录。”
其独特之处在于个人化，从药剂的调配、镜头的利用等，靠摄影师主导。 照片的黑白效果，仿佛让人进入时光隧道，回到黑白照年代。对一些人来说，这样的不经修饰，纯粹以光影呈现人像自然面，正是其魅力。
瓷相制作依旧耗时费力，但陈桂珍还是认真制作，毫不马虎。她说：“虽然这工作很刻板，烧制时会发出浓重的味道，但我认为把瓷相做好很重要，若烧制过程有瑕疵也会重做。”
早期店面设在大巴窑5巷，丽湖摄影的陈桂珍（80岁）和丈夫约10年前把工作室迁至大巴窑8巷的工业区里。
老字号莱佛士影社：超前赢得口碑及认可
在那胶卷时代，也有后期修片，等同现代的电脑修图。他说，当时处理照片是一种“手工”技艺。“以前会用笔芯细长的铅笔修底片，比如在鼻子部位加几笔让五官看起来更立体。”底片的黑白与实际相反，在底片上多加几笔黑色，洗出来的照片会多一些白净，早期有的相馆还有专门修版师负责这些后制工作。
老相馆故事②
丽湖摄影：为先人制瓷相
那时期的照相馆属一站式经营，有摄影棚、暗房和技术室，后者是作为修补胶片或补色用途的。有的照相馆老板一脚踢，一会儿是摄影师，一会儿要当美术员“修图”，为顾客呈现最完美的照片；有的照相馆则聘请员工分配工作。
她说：“爸爸‘下坡’到市区采购摄影器材时，我常跟着去，记得常去的是美路和利英摄影器材供应商，听他们介绍新相机，爸爸就决定是否放在店里卖。”
除了门面的怀旧设计引起好奇，该照相馆主打旧式摄影，采用湿版摄影（wet plate）技术，在数码摄影年代，带来新鲜感。
时代改变了，摄影器材更新了，照相馆如何顺应时代的变迁？莱佛士影社现任负责人潘正富（60岁）的答案是：“以不变应万变。”
她记叙照相馆忙碌的旺季。“农历新年最忙碌，人们到飞禽公园、虎豹别墅等拍照，便拿照片来冲洗。很多学生来拍学生证照片，或拍照做‘登记’身份证。学校毕业特刊或选模范生时，也会有不少学生来照相馆拍照。犹记60年代的人头照，四张售大概1元。”
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照相馆里曾拍摄记录着人们的众生相，从黑白胶卷照片到彩色数码照片，每一张都是故事，记录了生活，叙述着岁月。
他先后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同照相馆打工，学习拍照、冲洗照片、修底片等，一路从“学徒”到“半学徒”，为创业准备就绪。间中，他也尝试各类摄影，从社团活动到特约摄影记者，包括拍摄意外新闻、娱乐活动等，累积经验。
1993年到2004年，他也将业务拓展至海外，到中国、马来西亚等地与合伙人开设照相馆。2000年，他为香港历史博物馆负责照片制作。
虽然喜欢摄影工作，但婚后生儿育女，重心转到了家庭，拿着的单镜反光相机大多是拍摄孩子。
五六十年代，不少照相馆设于店屋内，也是业者的住所，这类照相馆走家庭式经营路线。郭义珠（64岁）从小就在父亲郭仁伯的新市影室里生活长大，对当年照相馆事迹仍记忆犹新。
她回忆道，处理顾客的照片，“看”了不少风景和人物，当中有的是出国旅游照，欣赏之余自己好像也亲临其境。
还在营业的本地老字号照相馆屈指可数，自1947年开业的莱佛士影社，可说是目前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照相馆之一。走过70多年风雨，间中换过几个地点，一开始正是设在莱佛士酒店内，后来搬迁到乌节路高岛屋百货、乔治王道等，现在位于劳明达街的百泉大厦。
后来本地流行起拍摄婚纱照，新人在新婚之日上照相馆拍照，有时候一天内有几对新人和兄弟姐妹团上门拍照。
正当一些人以为照相馆在数码年代后继无人，照相馆这个概念正开始悄悄“复兴”。芽笼路的一排店屋，有一家照相馆，今年3月才开业，外观看起来像是六七十年代旧照相馆的Hip Xiong Photo Studio，名称念起来像福建话“拍照”的意思，一看会心一笑，记住它。
回首摄影路，潘正富说：“以前人们‘不懂摄影’，相机也并不普遍，现在几乎人手一机，手机拍照很方便。你看人物摄影的变化，早期人们拍照时，不论是站或坐，都是直直的，身体僵硬不随便动。除了不习惯镜头，也因拍摄技术的关系，当年相机快门的速度，没有数码相机这么快。八九十年代之后，傻瓜相机开始常见了，人们也开始买相机自己拍照，懂得对镜头笑或摆甫士。现代人更不用说了，还知道自己什么角度最好看。我的感觉是，以前摄影师地位感觉比较高，是一种专业。”
郭义珠姐弟四人，可说都是在照相馆长大的。她是家中大姐，妹妹郭义茹，小她一岁，两姐妹放学回家后在照相馆帮忙，比如照片冲洗后要在水池里“过水”，切割照片成顾客要的大小等，有时候也充当父亲拍照的“模特儿”等。
他提供的是“一条龙”婚纱摄影服务，包括化妆、婚纱、早晚婚宴活动拍摄地点。90年代，他也大手笔在星级酒店举办婚纱时尚秀，他语带自豪地说：“模特儿在台上不只是走秀，我们还加入舞台灯光效果，有时还有简单的剧情演绎呢，很有娱乐性。”
本地照相馆曾经百花齐放，照相馆想要立足，得找出专长。设立于1969年的丽湖摄影，便是这样发展专做瓷相，直到今天还坚守着。
他口中的“不变”，指的是对摄影不变的热忱。叙述着照相馆过去几十年的变化时，他虽然轻描淡写，但照相馆一直面临更新和淘汰，要在改变的浪潮中坚挺向前，非几句话所能形容。从战后年代的蓬勃发展，七八十年代的黄金期，到21世纪的数码化进程。因种种原因，有的同行业者结业，有的退休，但潘正富对摄影依旧认真、坚持。
除了商业运作，莱佛士影社也参与一些文艺活动，例如赞助戏剧团体肥皂剧场、九年剧场等的宣传制作。
拍摄港台明星艺人
因工作关系，梁福勇与多名艺人如任达华、郑则士等成为好朋友。当中，他还为好朋友周润发担任新加坡、马来西亚与泰国的经理人，负责他在这三地登台演出与接拍广告等活动。周润发1986年结婚时，便由梁福勇掌镜拍摄。
他胆大心细，不断走在市场发展前头，引进先进摄影器材和技术，让莱佛士影社赢得口碑及认可。
曾经拍过多少明星和佳偶，虽然还收着几款旧相机，但现在梁福勇说自己已不拿相机了。问他智能手机里拍了哪些照片，他也说：“没有什么，都不拍了。”
人物摄影是潘正富所擅长的，几十年下来，莱佛士影社建立起家庭照和毕业照市场，毕业生戴上方帽穿上毕业袍与家人三代同堂大合照，当中不乏名人政要，如外交部长维文的毕业照、前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艺人洪慧芳等的家庭照。
有时候，她也拿起笔来修底片，或用特制水彩盒，给黑白照上颜色。当然，修的是自己的“模特儿”照片而已。
瓷相制作和照相馆的关联，主要在冲洗照片的工序。不同的是，显影前要加上瓷粉。处理好照片后，放在瓷片上，经由高温1000摄氏度烧制，恒久保存。陈桂珍目前使用瓦炉机器，烧制过程得花10个小时。
在数码快速拍摄年代，能以1850年欧洲盛行的古老湿板摄影工艺，呈现新的视角，正是李雷恩希望推广的。
老相馆故事①
天鹅湖照相馆：拍摄港台明星红到海外
“现代人拍照用手机，上照相馆好像成了新鲜事，是一种新颖体验。我想让大家找回上照相馆的仪式感，为了要拍好照片，穿得整洁，把头发梳好，或特地打扮化妆，然后到照相馆拍照。拍照时人们得和摄影师协作，不要随意移动或眨眼。虽然听起来好像有些刻意，但正是这种对当下的重视，值得捕捉拍摄下来。”
当时，冲洗照片的药水是关键之一，由照相馆自家调配，是各家的“秘密武器”之一，影响着效果品质，照相馆也是就此建立起口碑。此外，照相馆摄影棚不同背景也成了吸引人的因素，郭义珠说：“父亲为了给摄影棚的背景添加新意，经常添加不同道具如柜子，甚至旋转楼梯呢。”
人们到照相馆拍照，一般姿势比较生硬，摄影师要捕捉到每个人瞬间最佳角度和神韵，靠的是功力。
记者走访本地新旧照相馆，了解照相馆如何更新摄影技术，跟上时代步伐，转型求变。回首当年照相馆蓬勃发展时，有的摄影师名气大如明星，有的专攻特别的摄影图像制作，各自找到立足点。还有，当年的照相馆，除了做生意，也是一家生活栖息之所，那又是怎样的岁月与记忆？
休息是为走更长远的路，潘正富说时简单几句，但其实也正如过往一样，继续跨步往前走。他给照相馆做新的筹划，明年初从现址搬到附近的工业区。他说，届时希望与其他摄影师合作，走共享模式，开拓照相馆的不同发展。
开设照相馆前，毕业自义安理工学院电影系的李雷恩从事与广告相关的工作。去年底决定重拾对摄影的热爱，自行研究湿版摄影，刚开业碰上病毒阻断措施，目前经口口相传，顾客开始慕名上门，有人拍家庭照，也有人拍婚纱照。个人照收费200元，两人合照收费300元。他也开办工作坊，介绍湿版摄影。
他说：“摄影其实是一门艺术，当中有很多学问。当摄影发展转向数码化，和我心中的摄影不一样了，是我放下相机的时候了。”
替周润发拍结婚照
他说，湿版摄影这样的古老摄影技术，近年出现复兴，尤其欧美开始流行起来。他目前使用的相机是本地一名摄影爱好者割爱转售的。
他形容自己的拍摄作风“快而准”，最不喜欢摄影师喊“一二三”才按快门。“好看的人物照，要捕捉刹那的眼神和笑容，数一二三的话，表情不够自然。光线也是关键，人物看起来有立体感，神韵传神。”
然而，同一年，梁福勇选择从娱乐圈急流勇退，转而拍摄婚纱照。当机立断转型，追求摄影事业第二春。80年代末，是新加坡婚纱摄影黄金时代，竞争激烈，当时还有一些台湾品牌的照相馆前来分一杯羹。
他说得坦白：“我觉得我的成绩是自己磨出来的。当时照相馆的师傅老板，好像是怕学徒学太多吧，也不是真的传授技术，我们都是从旁偷师的。”当时的辛酸与磨炼，让他立志闯出一番成绩。
新马照相馆打工
从黑白照到彩色数码照片，莱佛士影社照相馆捕捉了千千万万户家庭的重要时刻，也记录了社会的演变。
访问当天，她便是在电脑前为照片加工。“电脑修图比较方便，但还是一样要花时间专注修饰照片的。有时候还要根据瓷相的比例，调整照片的大小，有些人头照片只拍到衣领，为了平衡照片比例，得在电脑上为人像‘加衣服’。”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的陈桂珍，性格开朗健谈，老当益壮。她忆起当年情景：“以前顾客主要是学生，开学时来拍照做学生证，也有人拿照片来冲洗，过年时特别忙碌，很多人要冲洗农历新年拍的照片。其余时间，我们就制作瓷相，当时做瓷相的业者不多，大概四五家吧，我们可说是第一把交椅吧。”
小时候因家境欠佳，大概11岁时，母亲安排他到照相馆当学徒，希望他学门手艺，就这样开始了几乎是住在照相馆里的日子，每个月领15元薪水。“当时什么都得做，扫地、擦鞋、捧咖啡等打杂跑腿，做牛做马，每天至少忙12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她说早期照相馆有雇用摄影师和员工，她主要做“客服”，在前台和顾客接洽。邻里照相馆也像是感情联络站，“很多街坊来冲洗照片或拍照时，也喜欢和我聊天。”
比如2014年，他首开先河引进3D真人公仔打印技术。他与团队花了六个月时间开发研究，斥资30多万元购买器材，包括价值16万元的3D打印机以及64台照相机，以360度及不同高低角度拍摄，以精准捕捉人物神情后送去打印。7英寸3D真人公仔以天然石膏（Gypsum）制成，售价650元，当时可谓走在市场尖端，但可惜后来未能普及化。
湿版摄影在欧美回流
本地曾有一家“天鹅湖照相馆”，橱窗挂着香港艺人周润发夫妇的婚纱照，除了是店里招牌吸引顾客，也是负责人梁福勇（77岁）事业故事的缩影，并反映了本地照相馆的起落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