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自主地掌控艺术创作，以更新颖的呈现方式面对观众，郑渊智与他的双胞胎弟弟郑渊勇在去年创立“歌剧·人”（The Opera People）。这类创团案例不罕见，近年来随着新兴歌剧团如“新歌剧团”（New Opera Singapore）、“新加坡袖珍歌剧团”（SPOT Pocket Opera）逐渐站稳脚跟，在本地成立新艺术团体的机会比往年有所提高。
黄佳俊说，他在摘下2016年马勒国际指挥比赛的桂冠之前，演出机会并不多，如今他的工作日程已经安排到2023年。对任何一位青年音乐家、指挥家来说，赢得国际大赛并加入国际知名经纪公司，正是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筹码。黄佳俊坦承，对于一切机遇他都十分感恩。身为亚洲人，他融入西方的音乐圈子需要更多的付出。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指挥这个领域，黄佳俊必须用心经营与乐团、师长、同行、经纪公司的各种关系，这决定他是否能在西方音乐世界立足。
活跃于本地歌剧圈的男高音郑渊智（34岁）和女高音张凯欣（32岁）都留学美国纽约，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声乐人才一同漂流于试镜、演出的人海，尝试在纽约的音乐舞台上圆梦。
国人是务实的，伺机而动是人才市场的铁律，在任何领域皆然。与维也纳、纽约、柏林等音乐事业的圣地相比，本地音乐土壤的开耕空间足够吗？青年音乐家们又该如何在“返耕本土”和“争鸣国际”之间做出抉择？
谢承安对本地舞台十分留恋，他觉得只要能看到机遇，他就有回来的理由，“有些外国朋友让我别再留恋新加坡，说我既不有名，也不像外国艺术家那样受欢迎。但新加坡是我的家园，我还是想回来演出，只是要看准时机。”
对我国年轻一代的音乐家而言，舞台就是机遇、人脉和荣誉。但在本地，除了新加坡交响乐团（SSO）和新加坡华乐团（SCO）以外，有能力支持他们全身心投入音乐演出的专业团体寥寥无几。为了寻找表演机会，有相当一部分青年音乐家希望前往世界各地，寻找他们的舞台。但也有一部分在出国留学后返国，希望在家乡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根据谢承安在俄罗斯的经历，舞台是人脉的源泉。有好几次他完成了一场指挥演出后，就有人从观众席走出来，向他提出合作的邀请。同时，观众和媒体也对古典音乐十分热情，“我在萨马拉（Samara，一座人口近100万的城市）演出，竟然有六家媒体愿意替我做报道，观众也纷纷向我赠送礼物。”
回国也是一项挑战
争取西方世界认同
即便在学校里，有潜质的歌手早就会被老师发掘，并且将大部分的资源投注在他身上，包括比赛的奖项，或难得的演出机会。郑渊智说，这是西方“捧新人”的方式，“这样他才能有机会走上舞台。如果说每个人的机会都平等，反而谁都有可能上不了。”
是否考虑回到新加坡的舞台开耕？黄佳俊认为这是一个挑战，他发现许多艺术家都有类似的感触，即便在国外获得认可，回国发展仍然困难重重。因此，黄佳俊选择以社区音乐教育的形式与本土维持联系，自2017年开始与本地马勒协会、“盖世小英雄”组织，以及杨秀桃音乐学院合作“Project Infinitude”企划，帮助本地弱势儿童接触音乐。
开耕本地特色作品
从我国奔赴世界各地的青年指挥家也人才济济。在纽约，黄佳俊（32岁）成了首位在农历新春音乐会上执棒纽约爱乐乐团的新加坡籍指挥。在俄罗斯，谢承安（28岁）则荣升为布里亚特州立学术歌剧和芭蕾舞剧院的驻团常任副指挥，成为少数获此殊荣的本地指挥家。
这种文化和音乐氛围令谢承安深受鼓舞。相比于本地的舞台，谢承安说，他不认为观众会有如此的反响。他明白国家艺术理事会在积极地向年轻的音乐家提供资助，帮助他们办演出，但谢承安觉得，如果缺乏人脉和观众的支持，这类演出也只能昙花一现，无法提高本地舞台的吸引力。
部分年轻音乐家为了寻找表演机会，前往世界各地寻找舞台；也有部分留学后返国，希望在家乡开拓天地。年轻音乐家如何在返耕本土和争鸣国际间作抉择？
与其等待被歌剧院发掘，郑渊智和张凯欣都选择在2015年回新加坡，开创新的机会。与当时低迷的演出氛围相比，两人都觉得这几年本地的艺术氛围和演出机会都有所提高。
从艺术感受上来说，这都是具有本地特色的演出，值得观众品味。若善于把握机会，演出也能办得有声有色。郑渊智说，仅从去年来看，与他年龄相近，在外国打拼的业界同道，演出场次不见得比他在本地做得多。
“无论你出国留学，还是在本地读书，机会都要靠自己创造。”郑渊智认为，成立歌剧团更多的是，为了激活创造力，在本地开拓更多的演出空间。这不容易，表演出身的他需要学习跨领域的技能，身兼歌手和制作人的职责。“我知道有些歌手从外国留学回来会感到不适应。演出不如外国多，又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有的甚至坐以待毙，但事实是你需要求变……另一方面，我觉得也需要小心，不能只把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按照自己的喜好表演。这不仅让表演水平无法提高，也白白浪费了演出的机会。”
“所有顶尖人才都在那里，你的水平即使很好也是正常、应该的。他们更多的是看你是否适合那个角色……到最后我觉得，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反而更重要，你要会做人。这在学校是学不到的，必须由你自己去适应。”张凯欣说，她的一个歌剧朋友曾经成功地踏足大都会，但唱两三年后，工作却变少了，艺术生涯瞬间来到低谷。“你一出唱片就会很火红，一旦不出片就又没工作了。这就看有没有人愿意继续捧你。”
李显龙总理在去年国庆群众大会上点名称赞我国青年指挥家黄佳俊，细数他在国际舞台上为国争光的成就，总理也提出他对未来的展望，将新加坡打造为一个有无限机遇的国家，给予我国人才肯定和发展空间。
国内机会正增多
在本地，除了新加坡交响乐团和新加坡华乐团之外，有能力支持音乐家投入专业演出的团体不多。
郑渊智的本科就读于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之后曾到芝加哥读两年硕士。可是当他再次回纽约试镜时，却发现周围的歌手竟然都是比他早几届毕业的学长和学姐。“试镜的角色都是很普通的，最多几百块的酬劳，只是为了给新人提供一些经验。但他们竟然还在为这些角色试镜。”这是身处纽约的现实情况，巨大的竞争压力令部分音乐界的剩男剩女很难晋升到更高的舞台。
谢承安坦承，目前他还须要不断争取俄罗斯剧团和观众的认可。与其他国家不同，俄罗斯的剧团尊敬强势的指挥，在排练中指挥也往往对乐手提出苛刻的要求。但谢承安自诩是“合作型”指挥，他不做不必要的干涉，这是他追求的指挥风格，“当时一位文化部长曾评价，我为乐团带来不同于以往的音色。”
以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为例，仅在2016年就要上演225场歌剧演出。每年的9、10月到第二年1、2月都是试镜期，除了歌剧大腕，所有歌手都须要参加试镜。那种氛围既令人兴奋，也让人惶恐不安。
张凯欣回国后也忙于寻找演出机会，她发现当时歌剧表演的场次少得可怜。与外国市场不同，本地的歌剧试镜相当少，即便能找到一家公司承包演出，一年也只能做一场。相比之下，纽约的一所音乐学校都有能力举办两三场可大可小的歌剧演出
曾分别在伦敦和俄罗斯留学的谢承安，七年来也都在摸索和挑战自己，适应各地的剧团和观众。在这个过程当中，谢承安的求职申请经常被拒绝，但他也同时获得许多演出的机会。“与新加坡相比，我觉得外国的舞台更看重实践。即便你是某个音乐比赛的冠军，人们还是希望以你的表演为准，给你展现自己的机会，不是以成绩决定一切。”
当“纽漂”的竞争压力
虽然近年来本地演出正在增多，但想要求一场歌剧满座，看来仍然很难实现。“我觉得，面对本地观众也有本地独有的机遇。”郑渊智说，一方面他有机会与本地作曲家合作，开创本土性的创意作品；另一方面，许多在外国歌剧院风靡一时的作品，本地却是首演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