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2_now_3_Large.jpg
成长中的甘蜜树。(郭永发提供)

Ida Laura Pfeiffer来新前,天猛公依布拉欣(后代为柔佛苏丹)已经看好甘蜜种植前景,将新加坡的港区制度引进柔佛。他力邀陈开顺带领潮州弟兄们,到地不佬河陈厝港垦荒,后来还开辟新山和管理警署。19世纪末,从柔佛运往新加坡出口的甘蜜超过五万吨,高居世界第一位。

蔡乙权的父亲蔡镜湖生前是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师,在马里士他路梧槽大伯公庙旁的杏济堂行医,下午到新加坡河畔为苦力义诊开方,晚上在碧山亭为甘榜居民把脉。年少的蔡镜湖曾经跟着父亲到甘蜜园走动过,这些苦力可能也扛过甘蜜,穿梭于驳船与货仓之间。

甘蜜是含有单宁酸的野生灌木,原名Gambier,用潮州话来念,就变成“甘蜜”。廖内群岛和婆罗洲是甘蜜的原产地。成为经济作物前,一般人用来搭配槟榔、萎叶和石灰,放在嘴里咀嚼。

20世纪初,化学工业染料取代甘蜜,种植园主纷纷改种黄梨与橡胶。甘蜜业的崛起与式微,不过是弹指百年间。

熬煮后的渣滓则是种植胡椒的上好肥料,因此甘蜜与胡椒以约10比1的方式并种,为园主节省一笔额外的开支。

19世纪末,新柔两地人脉极广的广东人黄亚福和梅湛轩(梅亚三)打破潮州人垄断港区的局面,拥有自己的港区。

至于甘蜜相关的事迹则像古老的传说。在国家博物馆导览时,许多访客都对打造百多年前新加坡经济的甘蜜有个美丽的误会,以为新加坡曾经生产“蜜柑”外销。

蔡乙权的甘蜜情

200年前已有华人种植甘蜜

27-12_now_2_Large.jpg
熬煮过的甘蜜在太阳下晒干,浅褐色的可以入药,深色的可做鞣皮与染料。
27-12_now_1_Large.jpg
19世纪中叶新加坡北部的甘蜜港区分布。

早在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已有20个华人甘蜜园。发现甘蜜的特殊经济价值,倒是机缘巧合。人们无意中发现将甘蜜的枝叶放在大锅里熬煮三四个小时后,会变成深褐色粘稠的状态,倒入模具冷却后,晒干并切成小方块,可作为鞣皮和染布的颜料。如果熬煮的温度稍低,则成浅褐色状。保济丸还没面世前,它就是本地华人医治肚痛腹泻的良方。

从新加坡到柔佛

蔡乙权的祖父蔡裕英在佘有进的后人佘连城的机构工作,负责管理甘蜜园,住在大巴窑坡(Toa Payoh Rise)的园丘里。蔡裕英每天荷枪骑着铁马,到各佘氏种植园巡视。

19世纪的佘有进外号“甘蜜大王”,又名“佘皇帝”,种植园遍布里峇峇利、汤申和武吉知马。甘蜜大王有的是土地,1883年去世的时候就埋葬在自家的种植园里。如今一些文史爱好者还会走入汤申路新加坡劳工基金大厦(SLF Building)附近的小丛林,探寻佘有进的古墓。

旅行家造访新加坡的时候,正是本地潮州人甘蜜业最鼎盛的时期,有600多个种植园,占新加坡农作物的四分三。甘蜜园从市区扩展到远郊,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以及已经消失的刘厝港、曾厝港、陈厝港、巫许港等,都是甘蜜园的遗址。

蔡乙权的两代先辈曾靠甘蜜生活,难免对甘蜜衍生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情愫,耄耋之年还在记录相关的民间记忆。

早在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已有20个华人甘蜜园;甘蜜业最鼎盛的时期,有600多个种植园。后来柔佛也发展甘蜜业,19世纪末,从柔佛运往新加坡出口的甘蜜超过五万吨,高居世界第一位。

或许可以这么说,19世纪新加坡潮州人的社区和主要经济,几乎和柔佛的潮州人椒蜜种植合为一体。以陈开顺去世后,接任义兴公司首领的陈旭年为例,他是柔佛最大的港主,但也十分清楚新加坡河的战略地位。陈旭年在新加坡河畔的水仙门设立转口贸易商号,凭生产到打包出口的甘蜜供应链富甲一方。

佘有进的甘蜜园也为附近的染布业带来生机。蔡乙权的记录中,大巴窑一巷的前祥和饼干厂后面有彩和染布厂,亚佛路(Ah Hood Road)和惹兰安拔士(Jalan Ampas)大悲院一带,有万德隆、万盛隆和正成染布厂。这些19世纪已经存在的古老行业由潮州普宁人经营,走过最早期的甘蜜染布到化学原料的日子,如今都已经消失在岁月中。

19世纪的新加坡,甘蜜与鸦片带旺了整体经济。到了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还有零星的非法鸦片交易。我在新加坡河畔居住的时候,见过苦力喝咖啡时,掺入抽过的鸦片屎,一方面为咖啡调味,另一方面麻醉肌肉酸痛。

甘蜜业从新加坡移入柔佛,带动两地的经贸发展。19世纪末,清朝官员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写道:“叻地商务以胡椒、甘蜜为大宗,岁必售销数千万元,然皆出自他岛,叻盖聚货不产货也。”“甘蜜,由华商公举,经柔佛国王谕充。自柔佛以上各国港口繁多俱产甘蜜,华人之散处各港者,实数十万人,大多占地为园,雇工种树名曰园主。每一港推园之最大者为港主。叻中富豪设号各港,以收椒蜜。”可见当时甘蜜的经济地位还是十分牢固的。

供应离不开需求。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以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来取代传统手作,纺织和皮革业特别发达,直接刺激甘蜜的经济价值。德国旅行家Ida Laura Pfeiffer于1847年来到新加坡,在其游记“A Women's Journey Round The World”中提到本地甘蜜业:“甘蜜树约高两公尺,以叶为商品,先把叶放在铜锅中熬到稠密,取出浓汁倒在木器中,晒干后各为八公分长一块,最大用途是染料,输往欧洲。”

最近参与碧山亭文物馆的创建项目,结识居住在已经消失的碧山亭坟山的蔡乙权,通过已八旬的老先生的口述,甘蜜这古老的词汇突然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