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佛士前后只在新加坡逗留十个月，但芳名无处不在，学校、酒店、广场、商场、博物馆、图书馆都以他命名；莱佛士塑像甚至闹双包，矗立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和新加坡河畔。他的妻子与妹夫也有纪念性的苏菲雅山和富林街（Flint street）。
探寻莱佛士与法夸尔
《阿都拉传》通过马来文官的双眼，认为莱佛士和法夸尔两个大好人摆在同一个平面上，竟然会正正得负，或许是莱佛士性格使然。
莱佛士开拓贸易站之前，法夸尔已经向长官建议在“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基地。他心仪的是卡里门岛（Karimun）。有航海记录以来，卡里门已经是海上坐标，它不仅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的正中央，是来往马六甲海峡与穿越新加坡海峡的咽喉，也是控制廖内群岛航道的要塞。卡里门于1956年归印度尼西亚所有，总面积约新加坡的一半。
莱佛士则借鉴于前人的记载，锁定新加坡这颗昔日明珠。短短数年间，新加坡迅速发展成为皇冠上耀眼的宝石。
不过，东印度公司对小小新加坡似乎不怎么在乎，列出多年来的财务清单，向被脑瘤缠身的莱佛士追讨连本带利共两万多英镑。莱佛士回到英国两年后（1826年）便逝世，遗孀苏菲雅最终跟东印度公司一人一半，结束这场宾主关系。
两个世纪来，新加坡从1000名居民发展到500多万常住人口，出现过投入时代洪流的知名人士，以及不曾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相信是莱佛士与法夸尔无法想象的。这些历史过客都确保这块土地江山不老，绿水长流。他们都为现代新加坡奠下稳固的根基。
几乎被遗忘的是“战友”法夸尔。法夸尔在本地市容销声匿迹，中央医院的所在地法夸尔山易名，陈桂兰街与梧槽路之间的法夸尔街在兴建武吉士地铁站的时候也消失。不过，可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看到他的一些收藏品。
建在石灰岩上红白相间的灯塔是海港的老地标之一。两个世纪前的导航系统并不发达，漫漫长夜中灯塔的一点亮光，为船员带来几许信心与勇气。尤其是在大海中川行多时，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着陆的心情不言而喻。
作者到英国走一趟“1819之旅”。
成王败寇乃游戏规则。但对于法夸尔被“除名”，我始终有些好奇。
可见，“新加坡奠基者”始终是法夸尔放不下的憾事。
莱佛士开拓贸易站之前，法夸尔已经向长官建议在“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基地，他心仪的是卡里门岛。
法夸尔的墓碑则安置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伯斯（Perth），名为“Greyfraiars Burial Ground”的古老墓园里。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出发，车程约一个小时。
莱佛士于1824年4月乘帆船回英国，8月在西南部的普利茅斯（Plymouth）靠岸。莱佛士的纪念碑（1832年立）则安置在伦敦西敏寺教堂内，跟英国王族、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3000多名杰出人士排排坐。铭文肯定他创建新加坡贸易站，以及较早前管理爪哇和苏门答腊地区的贡献。
莱佛士则借鉴于前人的记载，锁定新加坡这颗昔日明珠。的确，短短数年间，新加坡已经超越另一个英国殖民地槟城，迅速发展成为皇冠上耀眼的宝石。
卡里门与新加坡
法夸尔接受莱佛士的聘约，从代替荷兰管辖15年的马六甲来到新加坡当驻扎官。莱佛士理想中的新加坡是个以道德持家的自由港，不准许鸦片、赌博与奴隶交易。法夸尔在任四年，人口增长10倍，造桥建路都用到钱，却得不到东家的资助，只好通过“非法”交易来筹集资金。
奠基者的争议
新加坡发展起来，除了促成与中国清朝之间的商贸之外，亦成为清末广东福建两大省先民下南洋，赚钱后回馈祖国的主要线路。这也算是多年以后的一带一路的前奏吧？
1839年法夸尔入土为安，墓志铭写道：
我虽然没经历过19世纪初那场老死不相往来的纷争，但穿梭于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眼前仿佛出现一幕幕昔日幻景，心头免不了一阵触动。
1824年，法夸尔回到苏格兰后，写了一份自辩书给东印度公司，指明设立新加坡这个基地是他的建议，新加坡也在他的管理下日趋成熟，董事部应该尊重他开辟新加坡的热忱。
莱佛士回到新加坡，觉得市容乱糟糟，保留给政府行政机关的地段竟然出现民宅与货仓。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最终以法夸尔跟当地人交往过度密切为由，炒了法夸尔鱿鱼。
毋庸置疑的，英国开拓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在荷兰垄断的马来群岛中找到缺口，扩充英国的势力，并不是为了独立建国或造福原住民。但是，若当时新加坡没有英国的国际经验，复兴这个古老的海港谈何容易。
他生命中富有价值的20年期间，被任命为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除了执行军事任务外，他亦受委为马六甲和新加坡的驻扎官。由他奠基的新加坡后来发展为殖民地。
半个世纪前上小学历史课，认识莱佛士这个名字。原来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掀开本地近代史的篇章。
新加坡是谁的乳酪？
参观过西敏寺，我从伦敦乘坐高速火车，三个多小时后抵达普利茅斯这座怡人的海港城市。
莱佛士反驳，认为法夸尔“完全无法负起管理新加坡的重要责任”。最后，东印度公司将开辟新加坡的功绩归于莱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