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冠状病毒开始肆虐全球，电台同事分成A和B组，我承担更多on-air代班的工作。在直播室，我发现自己说的话不断重复，提醒着同样的事物，尽管这是当务之急，但也让我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已经没有太多能量给听众，于是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出去闯一闯。

说实在的，目前的工作是舒服安逸的，尤其在经济不景、疫情暴发之际，大家更希望保住饭碗，我却希望大胆地走出安全区，找到自我的生命意义。

我害怕说再见，因为代表友谊或工作关系的终结，单是想到这个，就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脆弱。尽管大家都说，离职后还是可以见面啊，但是有多少时候，能配合时间、机会和其他客观的因素呢？所以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很难再见。

我始终不想说再见，但我很想说：“谢谢我生命中的两个伯乐、两个好老板，包容我的任性和想去闯的心。”

（作者为96.3好FM副音乐总监、UFM100.3兼职DJ）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不理智的做法，但我相信在逆境中，找到解决方案的人，才真正值得让人信服。

新闻室的老板庄泽芳也如同洪老板一般，让我尝试不同的采访工作，委派我报道当时轰动一时的加冷双尸案新闻，从案发现场发回新闻现场报道，我还负责制作新闻制作的部分，被老板称赞：“你把新闻‘写’活了。” 随即压力也跟着加大，因为觉得须要不断突破自己。

星期天（3月22日）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老板说星期三安排午餐聚会，公司因应疫情将同事分A、B组，顺便开会议直播，让两组同事都能“见个面”，也和离职的我道别。

在直播室发现自己的不足

说起再见，这不是我第一次离职，却是做决定最难的一次。早在2011年，我已经加入电台100.3当兼职DJ，在2013年5月，因为个人因素离职，离职当天收到上司洪菁云的短信：“不要担心，不要内疚，勇敢去飞，去学习，祝福你。”当时的我潸然泪下，心里满满的愧疚，觉得辜负了这个广播的启蒙老师。

我的电台直属上司洪菁云，也是我的理工学院讲师，她提拔我，给我无数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在空中亮声，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当时的确对未来的方向有些迷茫，但她总是鼓励我，为我加油，让我亏欠着这份恩情。

2018年10月，我向洪老板提出退居幕后的请求，她同意让我编排当时还不满1周岁的96.3好FM的全天音乐工作。2019年2月，我正式签约，并在八个月内升职为副音乐总监，承担更多重责。她从不怀疑我的工作能力，给我许多发挥的空间，让我觉得工作舒服自在。

我热爱广播，但我需要累积更多的能量、体验才能分享，所以决定“裸辞”，或许会开始从事研究或非媒体相关的工作。此刻内心是胆怯和害怕的，但这是必须执行的冒险计划。

2013年5月，我过档到新传媒华语电台新闻组，短暂待了五个月。因为有广播底子，第二天上班就能录制自己的新闻片段旁述，这是没有前例的。

做离职决定最难的一次

入伍后，我极度怀念新闻、广播和媒体工作。洪老板不计前嫌，在我当兵时，写信要求长官让我能在不支薪的情况下，周末到电台值班，充当“课外活动”，2014年因此获得批准回到“空中”，唯一条件是不可以公开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