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美燕(资深监制)

身为监制,她必须思考如何带入敏感话题,以及怎么处理画面,“还有如何在很短的拍摄时间内拍到想要的内容。”

“本地艺人和观众的距离很近,加上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让本地艺人少了神秘感。艺人每天在社交媒体上传几则贴文,观众对你的饥渴度,以及你的神秘感都降低了。中国大陆就不一样,今天吴谨言演魏璎珞红了,她下一部戏要等多久?观众有可能几个月才看她一次。这就是观察类综艺节目在本地行不通的原因之一,观众天天都在观察艺人,他们不需要通过节目来观察你。”

文树森(受访者提供照片)
文树森(受访者提供照片)

针对为什么本地节目走不出固定模式,来去都是美食和旅游类节目,他说:“不只新加坡,周边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有这个趋势,因为这类题材安全,从收视率来看,是稳当的题材。”

他透露,很多人有钱却没有足以吸引他们投资的创意概念,“投资商把钱投下去,是要跟很多人竞争的,他们不能只接受好的概念,他们需要更好的概念。只要你够好,钱进来绝对不是问题。”

本地艺人郭亮(本地主持人)

本地综艺和资讯节目近年来大致可归类为美食、旅游和“赚人热泪”三大类。当国外的真人秀、选秀、游戏和谈话性等不同类型节目百花齐放时,本地节目却始终在安全地带徘徊。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本地节目有条件走出框框,和其他地方的节目分庭抗礼吗?

至于本地节目的优劣势,她说:“本地节目最大的优势是接地气,说的是相同的语言。我们以新加坡的视角,制作本地观众有共鸣的节目。”

他在2000年时领导报业传讯优频道团队杀出一条血路,当时就抱着放眼海外的心态,“我们离开8频道搞优频道,那不是内部竞争,而是跟国外节目的竞争,看看外面已经发展到哪里。8频道也有许多人才,于是大家一起进步,这才是竞争的概念,把目标锁定外地,再加入本地色彩,制作有特色的节目,和外国的节目一较高低。”

当国外的真人秀、选秀、游戏和谈话性等不同类型节目百花齐放时,本地节目却始终在安全地带徘徊。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本地节目有条件走出框框,和其他地方的节目分庭抗礼吗?

网络时代让我们面对中国大陆、韩国、日本、香港和台湾等地的竞争,文树森说:“80年代韩流未崛起,中国节目还没开放,观众没有那么多选择,如今不但竞争非常强烈,网络平台也冒起,难度高了很多。”

至于最现实的资金问题,文树森点出一个道理:只要你的创意概念够好,不怕找不到钱。

本地综艺和资讯节目,近年来大致可分为美食、旅游和“赚人热泪”三大类。

《阿嬷来做菜》邀请素人阿嬷教艺人做菜。(新传媒照片)
《阿嬷来做菜》邀请素人阿嬷教艺人做菜。(新传媒照片)

但他觉得没必要拿自己的短处去拼人家的长处,“不要一味去看人家做得多好,你让《中国好声音》的歌手来新加坡煮菜吧,也行不通,我觉得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特点。像《小毛病大问题》受欢迎啊。新加坡人有同情心,喜欢看一些落后地方的困境,借以自我反省,珍惜当下,那也没问题啊!我觉得这些节目还可以继续,只是要在这些基础上再多一点创意。”

权怡凤(左)在《游市集》中走访亚洲各地市集。(哇哇映画照片)
权怡凤(左)在《游市集》中走访亚洲各地市集。(哇哇映画照片)

文树森(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总监)

《我的导游是明星》由不同的艺人带队旅行。(新传媒照片)
《我的导游是明星》由不同的艺人带队旅行。(新传媒照片)

要和海外竞争者斗快 

我们欠缺华语主持人才

陈邦鋆(左)主持《线人2》。(哇哇映画照片) 
陈邦鋆(左)主持《线人2》。(哇哇映画照片)

她透露,电视台接下来的综艺节目方针包括跨媒体和跨剧种的形式,并根据受欢迎程度,打造出观众喜爱的节目。

一直重复制作相同类型的节目,不怕观众看腻吗?

此外人口比例小也是局限,“中国大陆做一个选秀、真人秀或游戏节目,参与海选的人很多,选出的人都很精彩。他们海选时,可能是100万,甚至1000万人选一个,我们却是10万人选一个。”

他承认新加坡这些年来有进步,“可是周边的人进步得更快!所以你要斗快,要观察周边地方的节目,知己知彼,去想如何突破人家,每天都要有危机感。当然知易行难,我们面对预算、时间和人手等问题,但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不要因为这些困难就放弃思考。这是非常困难的年代,我们需要思维的突破,要不断尝试新的东西。”

她以旅游节目为例,“我觉得旅游节目也能有很多种形式,不只是带观众吃吃喝喝,有一种旅游是体验性的,它带给你一些文化冲击,包括民俗、建筑、历史等。我们还有深度旅游,可以从当地独有的美食或者建筑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这些都很有趣。像我们做《游市集》,因为市集最能反映民生,我们要开拓观众的视野,以及看待事物的方式。”

本地缺乏有综艺感的来宾

杨君伟(左一)和童工们合影。(三角六零度照片)
杨君伟(左一)和童工们合影。(三角六零度照片)

问黄美燕感性的资讯节目是否已经饱和?

他认为,我们应该走本地色彩:“要非常努力去突破,要构思、做功课,看看人家做了什么,还有什么还没有做,这很考创意功力。”

他指出,韩国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构思原创节目如《爸爸去哪儿》与《我是歌手》等。这些节目不但可以在当地立足,还可以卖给其他国家。所以,要说本地节目能有什么出路,那就是加强原创的能力,善用本土的优势跟其他地方的节目竞争。”

圈中人昵称为Man Sir的文树森是资深媒体人,现为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总监;早期是新传媒综艺组的核心人物,也是当年报业传讯电视的幕后推手。

收视率是重要考量

面对海外的竞争,他认为我们唯一的优势是人,“观众可以看到他们喜欢的海外节目,但他们未必看到熟悉的本地演员。林慧玲煮菜和成龙煮菜,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离我们很远的大哥,一个是靠我们很近的邻家小妹。”

温玉君(新传媒中文媒体业务主管)

郭亮(新传媒照片)
郭亮(新传媒照片)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我做电影的时候发现,钱是很多的,缺少的是很棒的创意概念。”

郭亮感慨地说:“电视台不是没尝试改变,但为什么一些节目一直做下去,因为有收视率啊!我们做过不同尝试,但一些节目做几集就没了,因为收视率不好,结果做回以前受欢迎的节目,收视率又回来。这让电视台很为难,毕竟我们是商业机构。其实要台前幕后一直吃冷饭,我们也不愿意啊!但比例上还是要先维持几个能赚钱的节目。”

主持阿哥郭亮认为,观众对本地艺人过于熟悉,缺乏新鲜感,是本地制作观察类节目的一个阻碍。

此外,郭亮认为观察类节目对艺人才能的考验相当大,“唱歌、表演、主持、口才等,艺人需要能文能武,而且要有一定水准。我们不是没人才,但一个节目要火红,你最起码要有20个能唱的演员。”

谈及本地综艺节目面对的挑战和局限,温玉君说:“综艺以及资讯节目有其深度和广度,让电视节目不只扮演着娱乐大众的角色。随着观众群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节目来源的扩大,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制作内容不流于一般,并且综合寓教娱乐,以及有养分的节目于一体的节目。作为制作人,我们希望在有限的制作条件下,制作更多属于‘新加坡’品牌的节目,立足亚洲,放眼世界。 ”

文树森也不认为本地缺乏人才,“新加坡的创意人才和其他地方一样,可能三四十年前这是个问题,但现在科技和资讯发达,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我们都能掌握,重要的是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的优劣势。”

她说:“做节目面对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和时间,还有内容的敏感度和审查,都会影响节目的去向和形式。”

观众太熟悉

主持人也是一大考量,“主持人是重要的桥梁,我们不是没有主持人才,但我们需要训练更多接班人。我们欠缺华语主持人才,表达能力是一个问题,年轻人有很多想法,但他们习惯以英语思考,要转成华语有点困难。此外,主持人对于课题理解吗?投入吗?资讯节目不能嘻嘻哈哈带过,主持人要有足够的生活经历,平日也要观察入微。”

加强原创能力

《线人》摄制组在印度恒河拍摄火葬的过程。(哇哇映画提供照片)
《线人》摄制组在印度恒河拍摄火葬的过程。(哇哇映画提供照片)

不能只是好,须非常好

温玉君(新传媒照片)
温玉君(新传媒照片)
《童工》揭露各地儿童的工作情况。(三角六零度照片)
《童工》揭露各地儿童的工作情况。(三角六零度照片)

制作过《寻·便当》《游市集》和《线人》等节目的资深监制黄美燕受访时表示,即使同一类型的节目,仍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

新加坡综艺和资讯节目要如何突围闯出一片天?资深媒体人文树森指路:加强原创节目是关键。

媒体不再局限于“四方盒”

他认为,本地来宾不论素人或艺人都太认真。“大家都很认真地完成工作,但我们要的不是拘谨和认真。很多年前我主持一个节目,形式和台湾某节目一样,但为什么人家的节目好玩,我们的不好玩?后来我发现,人家根本不是在玩游戏,而是每个人出来糗一下自己,黑一下别人,然后讲讲笑话,最后谁赢谁输不重要,观众已经笑到不行。”

以主持人的角度来说,他坦言最大的难题是嘉宾,“我们整体缺乏有综艺感的来宾。你看台湾的时政节目,嘉宾都很抓眼球,他们看得多听得多讲得多,知道要怎么表达才不会让观众转台。”

她说:“我们不是要让观众看到人家有多凄惨,而是看看发生事情时,别人如何应对,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又怎么处理?你是否惜福?这一块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社会议题做不完。”

新传媒中文媒体业务主管温玉君谈到本地节目的走向时说:“题材上,我们希望能百花齐放;执行上,我们会在不同的平台,为不同的观众‘量身定做’能引起共鸣、触动人心的制作。今时今日的媒体不再只局限于‘四方盒’,以及单一层次;故事的叙事方式以及节目的延伸性应该千变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