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汉说，他不准学生驳嘴，“如果你觉得委屈，可以解释，但不能驳嘴。如果你觉得不公平，可以向主任投诉；如果主任不理会，那可以向我投诉，这样给学生有途径去抒发自己的不满，但不能采取激烈的手法。”
上世纪六十年代，现为饶宗颐文化馆馆长的陈万雄刚来到香港，“当时香港市面上好多杂志，你听过的《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明报月刊》。报纸上都有副刊，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右派的《工商日报》，还有《天天日报》、《星岛日报》。所有报纸每个星期都有专刊，好多那种文化专刊。我刚刚来到就非常喜欢。”
在新亚书院迎来七十周年之时，黄乃正选择举办医学、心理学及中国文学讲座，企盼实践“文中有理，理中有文”，让学习文史哲的学生能接触理科，让修读化学、工科的学生能培养人文情怀，希望能将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推广到每个学生身上。
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曾在访问指出，香港正在成为“最好的中国”（the best China），肯定香港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但陈万雄认为，此说法经不起全面性的分析，只属一家之言。
在这些标准当中，杨永汉表示“恕”是当中最难。这个宽恕跟佛教讲慈悲、基督教讲博爱、孔子讲仁爱，都是一样的东西。这份宽恕、包容的精神也体现在孔圣堂曾经邀请郭沫若演讲五四运动及举办鲁迅六十诞辰纪念会。除了频繁的国际交流外，杨永汉也鼓励学生接触西方思想，“香港是中西文化融会的地方，我们要坚持中国的传统道德，但不需要特別否定西方的道德价值。”
然而，饶宗颐国学院院长陈致却认为，香港作为一个中西学并重的地方，在民间风俗、传统文化的保存方面，甚至比经历过日据五十年的台湾还要完整，例如盂兰盆节、丧葬仪式、宗族长裁判等，这些华南沿海的乡俗，香港保存得特別出色。
上世纪五十年代，设于桂林街的新亚书院时常举会有著名的中外学者晚上在书院礼堂举办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参与者来自四方，这传统成为新亚重要的使命之一。黄乃正分享，每年都会有三至四个以当代中国、中国文化为题的讲座。此外，钱穆学术文化讲座、余英时历史讲座、儒学讲座都是常设讲座。
如何在背负升学压力的现代社会经营一间具儒家精神的中学？杨永汉分享，孔圣堂中学每个星期一早会有论语金句分享，并要求学生背诵《礼运大同篇》和《孟子经训》，杨永汉表示，要求中学生背诵全部儒家经典是不合理的，但孔圣堂中学仍强调课程中必须有儒家元素。
陈万雄回忆起首次到香港的经验，眼神都亮起来，直说当时“不断地看、什么都看”，他表示，当时的香港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地方。
在国学研究方面，自晚清起许多翰林来到香港，这些传统学术根底扎实、饱读经史子集的翰林（如赖际熙、区大典），带来根底扎实的传统学问。这些学者深受自强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办的广雅书院、阮元办的学海堂这类广东传统经史书院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在筹备之初，即参照广雅书院的架构，而后赖际熙又于1923年办学海书楼，推广并保存国粹。1949年，钱穆、唐君毅等学者来到香港，在艰困的环境下创立肩负中华传统文化任务的新亚书院。新亚书院更成为香港继承中华文化、书院制度的重要象征。
今年新亚书院迈入七十周年，背负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现任院长黄乃正表示，新亚学院不只在学院办讲座，也面向社会，一年办的讲座可能比香港中文大学其他八个书院还要多。
从新亚书院到孔圣堂中学，可以发现在变动的时代、高速发展的经济、教育体制长期不重视中国语文及中国历史的情况下，香港民间及学界仍有许多有志之士戮力保存中华传统文化，为华人世界留下许多珍贵的资产，更成为内地国学热取经的重要对象。
努力在新世代中传承使命的还有位于铜锣湾的孔圣堂中学。该校创办于1953年，是香港唯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非宗教学校，教育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子。校长杨永汉介绍校园环境时，沿途指着石阶、讲堂座椅，这些年代久远的东西见证的不只是香港的历史，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沉浮。
创立之初，孔圣堂主要有两个使命，第一是邀请著名学者到讲堂演讲，第二则是请学者如叶恭绰等专门在星期六教授传统经学。后来，这些有识之士发现，要在香港推广中国文化，办校是比较合适的途径，以此开启了孔圣堂的教育使命。
香港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地，却在历史中与台湾意外地成为传统文化的避风港。香港在坚守民间风俗、传统文化、书院制度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没有政府的帮助下，学界对国学的研究、民间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如细流涓涓，渊远流长。
杨永汉透露，他希望继承的是道德的中心点，希望学生能真正做到内化，否则道德标准都只是枷锁。他举出《论语．阳货》中宰我问孔子服丧三年太久的问题，孔子回他“心安吗”。他认为，虽然最后孔子仍旧骂宰我，但是这个“心”至关重要，比起强加价值观给学生，他希望学生能理解后再信服。
黄乃正提到，他把以往在通识教育中让每个新亚学生都要学的中国通史再度变成选修，现在每个学期约有100多个学生选读，是一堂很受欢迎的课，在体制变革中努力延续新亚精神。黄乃正说，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有内地的学者到新亚书院，新亚书院也被视为少数真正继承书院传统的现代书院。“现在内地许多大学也要搞书院，他们都会到新亚取经。因为新亚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第一个书院，扮演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杨永汉表示，“在香港的教育体制中，学生必须应考中学文凭试（DSE），符合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但在课外活动则可多加入儒家元素，令他们在精神上感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例如要学生敬茶，感谢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及学会尊重別人。杨永汉强调，儒家思想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儒家思想中社会和谐很重要的一点。”
此外，陈万雄认为香港作为中国城市里最国际化的都市，有中西文化并存的优势，本来就是发展新中华文化非常好的地方。再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多了海外华人文化，香港作为一个华侨流通的地方，有其优势条件成为海外华人文化的领头羊。但香港从港英时代到回归后的政府，都没有思考如何建构一个更具现代性的中华文化。尤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经济起飞，大家忙着高速发展金融而错失良机。
邓立光透露，有些学者否定封建思想，但若更深的追问具体有哪些不好的东西时，他们又回答不上来。
作者：蔡苡柔
近年，国学成为内地一股众人趋之若鹜的潮流。台湾在1967年由蒋中正倡议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在官方、民间、学界相互配合下，成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片沃土。香港没有经历过文革，也没有突然而起的国学热，而是平稳地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中华传统文化。“保存传统文化的工作，从来都是民间在做。”陈万雄表示，香港并非没有国学热，只是有別于内地和台湾，有政府大力推广。但在两岸三地来说，香港民间、学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存，仍旧有其重要地位。
陈万雄表示，香港文化比上海、广州更全面，这点跟1949年以后的台湾有相似之处，原本香港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不够深厚的城市，却因为历史因素补充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
“你看台湾跟香港的小吃为何这么多元化？香港的功夫也有南派、北派之分。”香港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存来自民间，内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体制外的学者发挥了保存文化的重要作用。
2019年恰逢五四运动百周年，在国学热兴起，国学找寻现代意义的道路上，香港不只有许多可以分享的知识，更是传统文化承先启后重要的保存者，衔接一段失落的世代，填补历史造成的空白，在内地国学热而无序的情况下，指引一条更清晰的道路。
陈万雄指出，香港在殖民时代虽没有禁绝传统文化，但所有文化保存都是在体制外进行，许多优秀的学者在体制内不被重视亦是一大问题。虽然港英政府不阻止香港人办活动、开研讨会、创立学校，但是体制内着重英文，导致体制需求的是英语能力高的人才，英语好的人在体制内的发展较为顺遂，而在中国历史、中国语文方面表现亮眼的人才，则未被体制吸纳。“英国政府就是不鼓励也不提倡。”陈万雄表示，英国殖民地的特点是培养为政府服务的公务员及专业人士，但重视文化、文学传统的英国人却不会在殖民地鼓励发展当地文化。因此，虽然表面上没有打压，却对香港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存造成伤害。
事实上，新亚书院早在2002年就以弘扬中华美德，提升道德素养为由，与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合办“中华美德教育行动师资培训班”。每年都会有内地的小学校长、教师及教育工作者来港，接受为期八至十天的培训，期间参观推广道德伦理的组织、观摩香港的法治精神，例如参观廉政公署等。
五四运动影响下，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力倡新文化。香港一批前清举人与进士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被误解，1928年，曾富、简孔昭等发动成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圣堂”。
香港中文大学国学中心主任邓立光提到，在内地与学者交流时，发现他们有对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概念，但香港没有这种想法。“什么是糟粕？不用的东西放下就是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需要去攻击它，更不需要将传统文化作精华、糟粕这样的二分法，不需要陷入这种思维之中。”邓立光说。
邓立光表示，“我希望年轻人有礼貌，懂得行居坐臥、公共卫生的礼节，并从外在的礼内化成个人的修养。”例如与长辈道別，不应该马上就走，而是应该后退两步再转身。他也提到，反弹是必然的，不仅要把失落的传统找回，更要放在生命中实践，而最简单、每一个人都能行的就是礼仪，从礼仪可以再内化为个人的修为。
香港民间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可以从两件事反映出来：1928年，香港大学校方曾一度以财务困难为由解散中文学院，后来由周寿臣、罗旭龢、邓志昂等乡绅集资保存下来，体现香港民间对文化的支持。此外，1940年蔡元培离世时，商务印书馆代为筹办葬礼，当时前去悼念及拜祭的市民逾万，民间展现了对这位文化巨人的尊敬及重视。
上世纪七十年代，孔圣堂开始设置国学班，国学班在内地文化大革命期间遇到低潮，参与人数减少，但国学班的传统却延续至今。国学班依照程度分为基础班至深造班，以教授传统经学为主，再有文字学或历史学；由声韵教起，再研究《文心雕龙》或《左传》，每年约有近100位学生。
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改制后，聘请老师及学生分派书院等工作都由香港中文大学负责，新亚书院的学生变成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如何让不同领域的学生都能体会新亚精神，成为新亚书院在变革下面对的难题。
在学术界，透过中港两地的交流，除了可以指出彼此的盲点，也可以合作举办推广活动、讲座，取长补短。邓立光透露，今年初香港中文大学国学中心将与清华大学新成立的中国经学研究院合作，在港推行礼仪文明教育，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对《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专精的彭林教授负责推动，课程方面由清华大学的团队负责编纂教科书、拍摄礼仪短片，预计将先在香港的中小学推行。
黄乃正认为，回归传统文化、找回传统精神，应该要从个人做起，“人贵自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自己的修养都没做好，怎么能平定天下？”他指出，香港有许多可以为内地示范的地方。
即使曾为殖民地，陈万雄认为香港曾经有成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中心的条件，错失机会实在万分可惜。他提到1949年因为政治变动的关系使内地知识份子都聚集香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带进内地不同城市的不同文化，使得香港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文化特征的城市。在言论、出版自由的情况下，造就了陈万雄有份见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文化风气百花齐放的盛况。
将孔子的思想融入日常生活中，并接触西方思想，杨永汉笑着说，“我常跟学生说，我们要跳出铜锣湾，飞出香港，面向世界。”近年国学热的现象，让孔圣堂中学有更多与内地，乃至国际交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