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强调目前金融体系稳定的声音也很多。暗示出不希望源自美欧的不安扩大的意图。
在本次会议上成为主要议题的是应对数字时代的金融监督和监管的理想状态。在5月12日的讨论中，与会者纷纷表示“加强金融体系是当务之急”。3月硅谷银行（SVB）破产之际，资金通过网上银行流出。
其背景是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截至1990年前后，G7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七成，但现在只有四成左右。这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崛起。
5月13日闭幕的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了应对金融数字化、气候变化以及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等问题。在仅凭发达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倡导了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一直是引领世界经济的G7正被迫在全球结构变化之中转向“合作型”。
追求GDP是否真的能给人们带来幸福？与会者积极交换意见，作为G7展开了“新颖的讨论”（日本财务相铃木俊一），但这也反映出G7仅凭规模已无法发挥经济的引领作用。
来源：日经中文网
5月12日的扩大会议邀请印度、韩国、新加坡和非洲联盟（AU）轮值主席国科摩罗等，就是为了拉拢新兴市场国家。
此次提出的是重新构建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去碳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供应链。G7将向世界银行提供资金，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财政支援。日本财务相铃木俊一表示，“将为推动中低收入国家发挥更大作用而提供协助”。
作者：加藤晶也
如果金融体系动荡蔓延，也会波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在硅谷银行破产时，资金一度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出。存在社交媒体（SNS）的信息扩散加剧不安的一面。
由日美欧等发达国家组成的“巴黎俱乐部（主要债权国会议）”一直主导着债务问题，但重心正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转移。
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强调了为推动能源转型而展开投资的重要性等，以供应链的构筑为中心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12日的午餐会上，邀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讨论了无法以GDP 衡量的经济的理想状态。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统计显示，在拥有银行账户的美国家庭中，使用基于智能手机等应用程序的“手机银行”的比例从2017年的15.1%上升到2021年的43.5%。资金转移变得更加容易。
各国财长发表的重视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言论引人注目。“不仅仅是G7，包括聚集在这里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G7以外的伙伴具有共同的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日本和法国4月召开了包括印度在内的债权国会议，也呼吁中国参加。但中国仅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现状是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第二位的中国争夺主导权。由于入侵乌克兰，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裂痕也明显扩大。
在应对俄罗斯的问题上，也要求G7以外的国家配合制裁和封堵“漏洞”的对策。不管G7推出多么严格的出口管制也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如果物资经由第三国流入俄罗斯，或增加与俄罗斯的贸易，制裁的效果就会被削弱。
在西方国家，以制造业为代表、寻求改变对中国过度依赖的局面这一趋势加强。但是，仅靠G7存在局限性，需要建立一个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框架。
此外，伴随美欧加息而日益严重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也具有类似局面。2022年5月陷入债务违约状态的斯里兰卡依赖中国的债务。中国是该国双边贷款的最大债权国。
但是，很多问题无法通过一边倒的与中国和俄罗斯对立来解决。气候变化就是如此。中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占总排放量的三成左右。G7加起来也不及中国。如果中国缺席，很难推进有效的应对气候变暖的对策。
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秋庆镐秋庆镐表示，“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分享技术和政策经验”。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很荣幸能够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合作、创造可持续的未来交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