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或反对要不要提高国债上限，凸显的是府会政党斗争，或是政党轮替后，大政方针的能否延续。回顾1995年冬天到1996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任内，联邦政府曾经关闭过两次，其间辅以四个星期的预算审查期间。当时共和党的国会，大幅削减医疗补助和老人医疗保险的支出，与之并行的还有减免所得税，只是后来被克林顿否决。 2011年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任内，在优先偿还利息的前提下，社会安全和退伍军人的应有权益，是两党政治妥协的重要课题。
最后，举债上限“武器化”的结果，恐导致联邦政府相关机构暂时关闭，这必然是两党的重大政策歧见使然。依据华盛顿邮报的资料分析，过去10次共和党政府的举债上限投票，赞成调整或延期的共和党众议员有65％，同党的参议员则有74％；而民主党政府的年代，则赞成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是24％，同党的参议员只有20％。两个政党对于举债的重大歧见更见于，民主党总统主政的年代，86％的民主党众议员和98％的参议员，都投票赞成提高举债的上限；而共和党总统主政的年代，民主党国会议员投票支持提高举债上限的众议员只有51％，参议员则有58％。
其次，“大政府”的民主党与“小政府”的共和党，存在着政治意识型态差异。美国政府在本世纪大幅举债，国债占GDP比例在G7国家之中，仅次于日本，主要始于民主党籍欧巴马总统（2008-2016）的第二个任期。 2013年到2016年间，美国GDP从近16.8兆美元稳定成长到18.7兆美元，但国债则自17.5兆美元增加到19兆美元。特朗普总统任内遇到冠病疫情，2020年GDP扩增至21兆美元，国债则膨胀至22.5兆美元，就向来主张“小政府”的共和党籍总统来说，算是“非典型”的特例。问题在于，拜登就任总统以来，2021年和2022年的国债分别高速增加到28兆和31兆美元，直逼31.4兆美元的举债上限，而这两年GDP则分别只成长到23.3兆和25兆美元。
“政治的问题，用政治的方法解决”，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债上限争议，终将因为朝野政党均体认到，违约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有多严重，而达成阶段性妥协。 “船到桥头自然直”，斗而不破，鉴古知今得以推断未来。美国国债违约的梦魇，代表的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对于重大政策的歧见，然而在两党都进入总统初选阶段的时刻，政策争议本身是一时的，选举庙算和政党利益，才是永远的。
其一，共和党主张未来10年减少4.8兆美元的支出，平均每年要减少48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预算。对于这点，如果民主党籍拜登总统坚持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预算，都不能削减，则其他各部会的削减额度，将濒临无法正常运作的灾难边缘。其二，优先检讨的项目与族群，包括：停止去年提出的大学院校学生贷款的2万美元减免；结束去年对于再生能源相关的各种租税优惠；针对领取食物券和接受救助的民众，必须积极寻找工作，走向自立自强之路。对于这点，由于拜登总统已在4月25日宣布竞选连任，一旦让步，同意削减，则形同放弃前两年自己提出的重大政策，回到一事无成的原点。在6月1日国债恐爆违约的时间压力下，白宫拥有的行政权（可以否决国会法案），具有政党谈判的优势。
2013年10月，共和党过半数的众议院，同样用关闭联邦政府机构，以停止“奥巴马健保”的继续施行，最后则是无功而返。 2018年1月，联邦政府关门三天，是由特朗普总统发动，以中止2012年奥巴马总统任内所通过，保护非法移民的“追梦人计划”（16岁以下抵达者暂缓驱逐办法）。而本世纪迄今，联邦政府关门最久的，则是特朗普在2018年为了要兴建美墨边境围墙，以实践竞选政见的35天。
“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寅吃卯粮”，在疫情结束、提振经济的当下，在拜登确定竞选连任之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举债上限”议题上各退一步，回到行政与立法、以及政党竞争的正轨，取得政治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无疑才是两党的共同利益之所在，也应该是可预见的发展。
首先，两党此次将举债上限“武器化”，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由于没有任何政党能承受得起国债违约的后果，众议院在共和党占多数下，通过“限制-撙节-成长”法案（Limit, Save, Growth Act），将举债上限（现为31.4兆美元）提高1.5兆美元（2.01兆新元），除了同意延长举债上限的截止日期到明年3月31日，朝野政党还在两个条件上存有重大歧见。
来源：台湾《工商时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