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上周二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将“共同富裕”提高到“夯实（扎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高度，犹如展开一场低调的社会革命。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富”，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属性的初心回归，而且关乎今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以及2035年、乃至2049年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会议强调的“三次分配”，即“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对于内地的民企和外资企业，都具有重要指标意义。

难再容忍贫富悬殊

建浙江共富示范区

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40年下来，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坚尼系数（Gini index）高达0.47，已突破国际警戒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字，全国14亿人口中，有6.1亿人平均月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下同）。为社会稳定，中央难再容忍此现象持续，资源再分配在所难免。

去年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首度提出要让“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今年3月新出炉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支持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近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支持浙江“共富示范区”的意见，以及浙江省“共富示范区”规划相继公布，标志“共富”政策从文件走向现实。

浙江省面积与韩国相若，人口相当于英国，早于1997年就在全国率先达成了脱贫目标；2020年，全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值为1比2.56，浙江则仅1比1.96，是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2020年，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除税后净收入）首超3万元，在各省份位居第一，与北京、上海两大都会郊区农民相当；浙江不仅农民富庶，且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众多，藏富于民，被选作“共富示范区”，意义非凡。示范区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由现时5万元达到7.5万元，劳动报酬（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超过一半，可支配年收入10万至50万的家庭比例达到80%，20万至60万元的家庭比例力争达45%，与中财委会议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目标一致。

中财委会议仍肯定当年“先富”政策的历史积极意义，但就强调“共富”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达到共富的手段，除了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刚刚结束的“脱贫攻坚”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6亿月入千元的人口将是重点，他们大多是农民，提高其收入，确保教育、就业、向上流动的机会公平之余，亦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收入不能提高，内需消费也无从谈起，经济发展新格局就沦为空谈。

如果说上述所为是避免“贫者愈贫”的话，对垄断资本的打击、对演艺圈偷税漏税的整治，甚至对教育产业和房地产业的节制，则是防止“富者愈富”的举措。中财委会议提出，“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还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这些都可以从近年当局的连串举动寻找出脉络。而“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等提法，更是意味深长。

三次分配倡慈善公益

商家进入比慷慨时代

所谓“初次分配”，是指劳动或投资的市场回报；“再分配”则是指政府透过税收、转移支付的财富再平衡；而“三次分配”则是透过公益慈善捐助，由社会主体自愿参与的财富调节流动，对企业来说，就是履行“社会责任”，这也是当初“先富”政策中“先富带后富”的本意。

慈善事业在内地发展相对落后，2019年全国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仅相当于当年GDP的0.15%，而美国同年各类慈善捐赠共计4496.4亿美元，占当年GDP的2.1%，两者差距可谓巨大。惟情况已开始变化，中财委会议翌日，互联网龙头腾讯公司宣布，再斥资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投入内地的基础民生领域。而4个月前，腾讯已经提出“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首期500亿资金，投向基础科学、碳中和等前沿领域。这1000亿元相当于腾讯去年净利润的八成。看似巧合，实则水到渠成，是对中央“共富”战略最实在、最直接的回应。事实上，在“脱贫攻坚”运动中，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富裕阶层都积极参与，“万企帮万村”计划，充分展示了中国公益的潜力。未来，内地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将从“比财富”进入“比慷慨”时代。

正如中财委会议所指，共富“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分阶段的循序渐进，相信是要防止过犹不及，避免重蹈“吃大锅饭”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