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早前委任骆惠宁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引发政界热议，猜测他究竟带着什么“任务”来港。1月20日，骆惠宁在《人民日报》撰文，可谓明确透露他“空降”香港的任务——“坚持和完善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源：香港01网站
骆惠宁的文章以早前庆祝回归20周年的澳门为切入点，透过突出澳门在实施“一国两制”时坚守“一国”原则，对照香港的不足，藉以正本清源。我们可以说，推动香港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为中央予骆惠宁之最大任务。
事实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视察香港时已表明要实现“两个建设好”——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反映中央尊重及重视香港的一制。即使反修例运动激化陆港矛盾，“一国两制”前景受到不少人质疑，中央仍然无意摒弃“一国两制”。这既包括四中全会上把“一国两制”视作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项“显著优势”之一，证明中央有决心推进及深化“一国两制”事业，亦可见于骆惠宁是次撰文对“一国两制”之强调。
以香港人关心的《基本法》23条立法为例，骆惠宁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赞扬澳门坚守“一国”之本，还指出“如果国家安全体制机制长期缺位，外部势力就能够无所顾忌进行渗透破坏”，这自然让人联想到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不足，特别是《基本法》第23条至今仍未立法。这个情况显然是不理想的，既因为立法是不能逃避的宪制责任，也因为它有切实的安全需要。香港因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不够全面，以至社会迟迟未肯推动立法。
这当然不代表中央看不到香港在实践“一国两制”时遇到种种问题。毋庸讳言，不少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是偏面的，例如并未充份认识到，香港自1997年回归后已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因而只言“两制”而不谈“一国”，导致在对特区应当承担什么宪制责任和政治要求的认识上，一直处于“混沌”状态。许多人更误解“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以为两者是矛盾和冲突，不知其实为相辅相成。
没有“一国” 就没有“两制”
我们深信中央希望“一国两制”实践下去，而香港主流民意亦支持“一国两制”，只是双方对这个概念的理解确实存在分歧。骆惠宁重提“澳门经验”，看中的是澳门对“一国”之本的坚持，藉此提点香港在这方面存在短板。但我们认为，“澳门经验”确有参考价值，但基于港澳情况千差万别，香港不能简单效法。若要令彼此相向而行，单单在认识上作出灌输是不足够的，更重要是在行动上务实理性。不论是骆惠宁或香港政府，均须了解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看法是怎样形成，以圆融的手法尝试打破思维隔阂。一旦以强硬手段推销，只会令陆港更加离心离德，令“一国两制”难以行稳致远。
《香港01》多次指出，“一国两制”绝非“一国”与“两制”两个概念的堆砌，而是整全而融贯的一个概念。如果没有“一国”授权，“两制”就不会存在。或者说，“两制”之间的互动是“一国”之内的互动，而不是在两个政治实体之内的互动。而“两制”并不应该会动摇“一国”。上述认识既牵涉香港的宪制地位，亦决定“一国两制”能否行稳致远。令人扼腕的是，“一国两制”原则迟迟未获正确认识。部份原因或许是中央曾在一段时期内以“区隔”而非“融合”的态度管治香港，侧重“两制”差异，更因为香港许多人只顾“两制”及主张区隔，高举“井水不犯河水”之说。例如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支持“光复香港”，希望把香港带回1997年回归时的“一国两制”。其实这种消极被动的“一国两制”只会是鸵鸟政策，必然无益于“一国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