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两岸走上了不同的体制，意识形态与思维模式也有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双方好像一个是“德先生”，一个是“赛先生”。台湾摆脱威权体制走向民主化，获得举世肯定；大陆一党专政强调爱党爱国，但在治理效能、经济与科技发展上颇有成绩。不过五四先贤在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时，认为二者是促进国家进步与文明发展的两个轮子，应该相辅相成齐头并进，并不是切割为二而各行其是。
表面上这是一场捍卫国家主权的抗议活动，但它的时代背景，却是知识分子及智识渐开的民众对国家积弱受列强欺压感到愤怒，并且渴望国家振作强盛。清末以来的中国在列强压迫下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到外国人侵犯主权夺取利益，国耻的沉重羞辱深刻入骨。当时九成人口是文盲的中国，在军事、工业、科学、医学等知识上均落后西方一大截，这种落后同样带来耻辱感。从这段时期开始，中国接收到更多西方文明，而接触新知最多的知识菁英益发对国家的落后与受辱产生义愤，在热血与使命感的驱动下，开始挑战现状，改革体制。
100年前的5月4日，北京3000余学生举起白色旗帜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丧权辱国，风潮扩散引发多省学生、民众、工商界及劳工的呼应，并带动文化界对中国前途的思辩。这场由爱国运动升级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百年之后的今天，那样为国为民的热血拼搏，以及对社会文化的深刻自省，仍然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强大力量，值得我们记取，而百年前开启的这场思辩，仍将继续影响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前途。
当时国人对列强欺压深感耻辱，对落后疲弱的国家恨铁不成钢，普遍渴求国强民富，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巴黎和会像火柴般引爆了五四运动，也助长了对传统文化深刻批判的新文化运动。但中国的命运并没有像五四先贤所期望的那么坦顺，虽然最后山东交还中国，神州大陆却在连番动荡中受尽煎熬，北洋政府之后是日本侵华，8年抗战的生灵涂炭结束，中国大陆又陷入两岸分裂。台湾在美国支持下逐渐走向西方民主自由体制，大陆则在大跃进与文革浩劫的灾难后，开始经济开放，并在国际舞台迅速崛起。
两岸的现状其实是两种制度的竞争，也可以视为在中国土地上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一场历史赛局。二种制度的优点、缺点都清楚呈现在世人面前，也可以让两岸人民比较、省思。这种竞争不需要是你死我活的局面，二种制度也不必然相斥，如果能相互理解学习，逐渐作体制上的截长补短，结果可能是双方共同的进步，以及彼此距离的拉近，而这个过程可以促成体制的融合。百年前呼喊改革的五四领袖们，渴望着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与百姓安康，今天的我们，何尝不是抱持着同样的梦想，继续坚持五四的追求，才能延续国家前进的火种。
这种对中国沉痾的省思，以及对国家进步的追求，在政治上是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追随他的年轻人抛下爱妻稚子勇敢赴死，只为了推翻腐臭老朽的满清，建立一个崭新国度。在文化上，各种新思潮的引进、激盪与论辩，对千年传统文化与思维模式造成了根本性的撼动。胡适、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与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鼓吹“新文化运动”，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为标榜，用英文谐音为名，指的是用“民主”与“科学”来救国。
来源：《中国时报》社论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一战结束后，列强在巴黎和会中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当时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打算签字同意，梁启超紧急发电报通知国内，此事曝光后民众群情激愤。以新潮社为首的北大学生制作3000多面旗帜，串连13所院校学生在5月4日发起游行，口号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国贼指的是与日本签《21条款》的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曹宅被游行学生闯入纵火，章宗祥遭殴打。这场游行点燃了燎原之火，多地出现示威游行、罢工及罢课潮，在举国沸腾的民怨下，北洋政府终于拒绝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