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五四运动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的代表作，此书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之后，引发了国际学界对五四运动的关注。该书上编集中细致地描述了五四运动的成因、社会支持力量和发展经过，厘清了由学生发动的“五四”事件如何一步步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下编剖析了五四运动对政治、社会、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作者引用的资料翔实，论证客观，对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呈现了一幅完整的“五四”历史图景。
与张鸣的著作相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更关注五四运动中北大教授之间的人际关系和各种纠葛，他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及《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用扎实的考据呈现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从志同道合到殊途异路的历史真相。例如，1919年3月26日晚上，北大浙江籍教师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排挤陈独秀，使得蔡元培（浙江籍）同意他们的建议，4月8日免除陈独秀（安徽籍）文科学长的职务，改任教授，同为安徽籍的胡适、刘文典均遭到了排挤。这些研究，较之于此前的宏大叙事更为细致，也更接近真实。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怎样走入历史现场，认识100年前的这场运动？关于五四运动的著作很多，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新发掘的史料，提出了许多新说。这些著作，有助于认识一个立体的五四。
而北大教授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关注五四运动。王奇生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并不存在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转变——五四运动之后，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本书有关“五四”的内容主要聚集在前两章《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与《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这些内容，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五四”，同时也有助于理解20世纪的中国。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教授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定程度上是对前辈先贤的致敬。本书从一场运动（五月四日那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一份杂志（《新青年》）、一位校长（蔡元培）、一册文章（《章太炎的白话文》）及一本诗集（胡适《尝试集》）入手，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者借鉴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借助若干意味深长的细节、断片、个案，来钩稽并重建历史，强调乃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才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全书史料的钩稽与细节的描述相映成趣，读者不难在这两者的张力中间深切体会五四那代人所处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及学术思路。
人大教授张鸣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从军阀与五四运动关系，切入了五四运动研究。在张鸣看来，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日本人的乘虚而入，后来也不至于有山东问题。当然，也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才有了参战之争，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协约国一边，最终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名义，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块大勋章。但是，这空头的胜利虽让国人兴奋不已，结果到了巴黎和会，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那块砧板上的肉。由热及冷的落差，引起国人的大愤怒。自我检讨的结果是，段祺瑞集团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过——当然，确也有罪处。五四运动弄“臭”了皖系，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他们加入运动的合唱，最终导致你未唱罢我登场。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开战，皖系倒台。书中对于学生群体的研究挖掘出了一些新史料，令人耳目一新。
周策纵先生的著作出版较早，有些档案与史料未能用上。2014年同时出版的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和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背景与脉络。唐启华利用大量第一手外交档案，尤其是从“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发现的《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重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对“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山东交涉失利与亲日派之关联”“如何看待中国在和会外交的失败”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为五四运动的起因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真相。而邓野的著作则聚焦于巴黎和会期间的国内政争：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代表将政争引入外交，以此煽动民意，也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来源：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