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业者的问卷中，问及去年的5宗可能损害新闻自由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凯的工作签证未获续期、香港民族党被定为非法组织、多家媒体被指在内地官员指示下删改关于中央官员言论的报道、大馆曾拒绝为流亡作家马建提供演讲场地、北京及四川公职人员袭击香港记者。在这5件事中，超过九成的新闻业者都认为对香港新闻自由有不同程度的损害。在2017及2016年，分别有4宗和7宗事件被九成以上新闻业者认为影响了新闻自由。相反在2015及2014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中，没有一宗达到九成新闻业者都认同的程度，可见近3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被认为有很大影响。
上面的结果来自公众调查部分，新闻业者提供的答案有所不同。去年记者对新闻自由指数的评分，比上一年微升了0.6，但这个变化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图1显示2018年的分数为40.9，明显低于公众评分。事实上自2013年至今，新闻业者对新闻自由的评分都处于颇低水平，而最低的是在2015年。
问卷中有一条问题：“相比一年前，你觉得香港新闻自由的整体情况是改善了、倒退了，还是没有变化？”其答案可提供另一角度来观察新闻自由情况。公众回应中，认为有改善的占了约半成，没有变化的近四成，表示倒退了的占约五成半。
香港新闻自由指数调查始于2013年，这个指数共有10个组成因素，调查对象包括公众人士及新闻业者。最新的调查访问了1003名市民及535名新闻业者。
总括而言，香港新闻自由指数下跌到近年最低点。这不单在新闻界引起关注，对整个香港社会也是个警号，因为新闻资讯的自由流通是社会得以正常运作和发展的一个要素。在2018年明显下跌的3个因素中，涉及新闻的基本监察功能、采访保障和行业结构，都是很重要的方面。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出现变化，也反映了香港社会面临新的环境和挑战。
3项因素变差公众指数跌幅显著
调查询问被访者在评价香港新闻自由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公众调查部分中，2018年的前3个因素依次是中央政府、自我审查、采访安全；在2017年，前3个因素则分别为自我审查、监察功效、采访安全。可见公众认为传媒自我审查和采访安全是较重要的因素，但2018年主要焦点落在中央政府。
如果将回答“有改善”的比率减去认为“倒退”的比率，可得出变化净值。以2018年公众回应为例，净值是-48，数字比2017年的-34为低，显示公众觉得情况比以前差，而且是历年来最负面的数值。图2显示过去5年净值的数据和变化，愈接近-100，表示情况愈差。
2018年的公众指数为何有显著跌幅？原来其中有3项因素变差了，包括传媒的监察功能、保障记者采访的法例、传媒立场的多元化程度。其余没有明显变化的项目因素包括中央政府、特区政府、香港大财团、传媒老板、传媒自我审查、记者采访安全、获得资讯的容易程度。
评价新闻自由新闻业者更为悲观
新闻业者考虑影响新闻自由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时，近年的调查结果没有什么变化，自我审查一直是首要因素，其次是中央政府，再之后是特区政府和传媒老板。其他因素的重要性相对低得多。
与一年前情况相比时，新闻业者评价新闻自由变化的看法，和公众的走势相似，图2显示新闻业者对“改善”／“倒退”净值的评价更为悲观。2018年的评价较上一年明显差了，但净值仍未算最低，他们觉得最低谷是在2014年。
香港记者协会在前天公布了2018年香港新闻自由指数调查结果，公众人士的评分为45，是过去6年来的新低。如图1所示，这是继2015年时下跌后，再一次的明显跌势。
不单新闻界关注对社会也是警号
来源：明报
作者：苏钥机
与上一年新闻自由的情况作比较，代表了调查回应者在某年的主观感觉。公众及新闻业者都觉得，香港的新闻自由每况愈下。从图1的分数走势可见，近年公众对新闻自由的评价，和新闻业者的看法趋同。近数年每年都发生一些影响新闻自由的事件，新闻业者的评价很负面。我们希望明年发表的新闻自由指数不会再下跌，但近期受到热议的《逃犯条例》修订，从新闻业界的角度看，相信是另一宗冲击新闻自由信心的事件。
作者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逾九成业者认为5件事损新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