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通保法》草案，更让人心惊于新法爪牙之锐利。例如，新法草案认定，通信纪录及通信使用者资料（例如信用卡刷卡纪录、高速公路通行资料等）对人民隐私权影响轻微，因此没有“法官保留”之必要。又如，政府担心APP业者如LINE等不配合交出资料，因此课以电信事业电信服务范围外的“强制保存义务”。如此，拿着干预电信事业、侵害人民通讯自由的大砲来打假新闻，多么方便好用！
正在选前敏感时刻，台湾法务部将《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简称《通保法》）修正草案放上国发会网站，对人民自由通讯权利大幅限缩；此举，引发了忧心。民进党数年前在“马王政争”时，以“维护通讯自由”为由坚持修法限缩检调人员的监听权；如今执政，却以“打假新闻”及“打击犯罪”为由要回头放宽检调监听权限。这种把国家法律当成自己工具箱的态度，有什么理念可言？
当年的修法重点是：除非是涉及强盗、掳人勒赎、毒品等重罪，否则检方调阅通联纪录，一律须经法官核准。但如此为个案而修法的结果，就是背离现实，弄得检警侦办其他犯罪案皆遭绑手绑脚。例如黑道介入陈抗活动或电信诈骗案，即因通联纪录调阅困难而不易侦办，犯罪者更形嚣张。
在野时为了打击政敌，民进党便主张限缩检调监听权；如今执政了，又说为了“国安”必须放宽检调监听。民进党真的把法律当成自家百宝箱吗？
社评
这次炒作《通保法》的时机，挑在选前敏感时刻，也让人感到“醉翁之意不在酒”。九月中假新闻议题甚嚣尘上，内政部长徐国勇即声称修《国安法》不足以因应，政府也要修《通保法》让检察官可以调阅通联纪录。从“打击犯罪”的角度看，这可让检方多一项办案利器；但从“打击政敌”的角度看，就是让各机构“厂公”多了利爪。毕竟，相对于杀人放火贩毒诈骗，“假新闻”算什么重罪？若有造谣者，依现行《社会秩序维护法》由警方开罚或移送法院，或依“电信三法”开罚，皆已足够！何况，检方侦办刑案都已分身乏术，还能有多少余力打假新闻？除非自甘沉沦，充当执政者鹰犬。
回看《通保法》修法的摆荡过程，就如同看到一面政坛照妖镜，映照出政客“换位置就换脑袋”的丑陋。当年马王政争后立法院反马势力集结，为了保护柯建铭与王金平，原本运作良好的《通保法》被拿来祭旗，横加修改，限缩检调调阅通联纪录的权力，还订出极具针对性的“黄世铭条款”，规定与监察目的无关的证据不得作为司法证据。政党轮替不过两年多，蔡政府就急急要把《通保法》改回原状，这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因此，也难怪在野党质疑，蔡政府以打击假新闻为由修《通保法》，其实是为赶上2020总统大选前实施，以箝制言论、侦蒐反对党，甚至将蒐集之情资转为抹红抹黑对手的筹码。这并非无的放矢。去年赖揆甫上任即发生“中国新歌声”在台大校园发生独派学生与统促党群众冲突事件，赖清德当时即称现行法制无法有效吓阻黑帮犯罪，要求法务部等尽速研议修正《组织犯罪防制条例》与《通保法》。可见，行政部门“扩权”早已定调。法务部九月拋出修法方向，即曾引发质疑；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因而宣示：“选前不会推动争议法案修法”。此话言犹在耳，法务部不仅上网公告，更限定讨论日仅十二日，怎不启人疑窦？
讽刺的是，民进党于“马王政争”时成功以“保障通讯权”为由鼓动反通讯监察的民粹；但蔡政府全面执政后，法务部提出之《通保法》再修正草案，却又宣称与马政府时代的版本“大致相同”。试问，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还是原地打转？或只在欺骗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