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中国如今虽拥有一些优秀的政府发言人,但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形势下要“说好中国故事”,仍需要一位具有说服力的“国际代言人”。李光耀在国际舞台替中国说了很多话,“但他不说恭维的话,而是说真话。”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李光耀基本风格相同,他的文章和讲话使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了解新加坡如何在国际事务发挥关键作用。

“我记得一位中国领导人曾经在内部讲话中说过,李光耀是中国的诤诤之友。”

也是新加坡前国会议员的成汉通指出,新中的关系是经过长年累月、两国领导人互相认识之后而建立起来。李光耀很早就预见新加坡最终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早在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就率领一班年轻官员参与接待,包括时任政务部长的吴作栋。在1990年他把总理棒子交给吴作栋之前,他希望解决新加坡几个重要课题,与中国建交就是其中一项。

曾在1990年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欧盟的记者杜平说:“我觉得李光耀在1989年事件后替中国说话,展现他极大智慧,洞察力非常敏锐。他了解中国在国际事务绝对不会永远被孤立,也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邓小平来说,新加坡模式不仅可参照,对中国来说还相对安全。”

杜平指出:“关键的时候你帮我一把,让我们感到不孤立。不只是邓小平,在他之后的几位中国领导人也记住这一点。”

杜平和蔡锡梅也提到1989年李光耀对中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感到不孤立,同时也提供了中国改革开放另一个重要的参考模式。

《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新明日报》前总编辑、《联合早报》前副总编辑成汉通、中国新华社驻新加坡前首席特派员蔡锡梅和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杜平,在《联合早报》为纪念新中建交30周年而举办的“资深媒体人谈你所不知道的新中关系”线上座谈会上,发表上述看法。

李光耀在国际发声 深信中国不会走回头路

时任中国外长的钱其琛在其回忆录《外交十记》中,记述了1990年10月3日他在联合国与新加坡外长黄根成签署建交协议的情景,曾说了一句话:“患难见真情”。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声援被国际孤立的中国,让中国领导人感受到“患难见真情”;但李光耀并非只是港台媒体眼中的“中国政府最佳代言人”,他也对中国提出许多坦率尖锐的意见,中国领导人因此视他为“诤友”,这为两国建交之后长期紧密合作关系打下扎实基础。

曾在1988年随李光耀访华采访的林任君提到,六四事件后,李光耀在公开场合以一贯的坦率作风,向西方国家解说和分析中国,很有说服力,发挥了正面影响。李也独排众议,公开预言中国不会停滞不前而会继续改革,即使面对西方制裁也会坚持下去。

她还举另一个例子: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跟他说东南亚许多政府对中国支持当地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境内设立电台进行反政府宣传广播非常不满。邓小平听取了李光耀的意见,回国后就停止了这些广播,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新加坡的关系也上了另一个台阶,在许多政治问题上比较融洽了。

林任君记得《深圳特区报》前社长吴松营2001年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曾透露,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就说过,李光耀对中国是有功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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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线上座谈会的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也引述我国副总理王瑞杰最近提到新中在今年冠病疫情的冲击下仍维持双边合作,这种“患难见真情”的精神历久弥新。

展望未来新中关系,杜平说不能忽视媒体的作用,要让更多中国人了解新加坡,唯一最好渠道就是通过《联合早报》。“我们应贯彻李光耀先生在早报80周年说的话,把早报当做国家事业来做,要好好衡量它给新加坡带来的无形价值和利润。”

蔡锡梅忆述1992年专访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她说,李光耀对中国问题看得很准,也非常坦率。他对中国大型国营企业面对引入外资的强大冲击,以及官员贪腐问题提出尖锐的看法,有时令北京当政者相当难堪。

《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新明日报》前总编辑、《联合早报》前副总编辑成汉通、中国新华社驻新加坡前首席特派员蔡锡梅和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杜平,在《联合早报》为纪念新中建交30周年而举办的“资深媒体人谈你所不知道的新中关系”线上座谈会上,发表这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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