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王瑞杰部长所指出的，应付开支有三种办法：调税、借贷或动用储备金。不随便借贷和动用老本（储备金），是历届政府坚守的财政原则，剩下的就是调税一途了。所幸这些年来，在谨慎的财政政策下，我国历年来的财政经常有盈余而不是出现赤字，也因此，我国无须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不断调高消费税，因此也有了较大的调度空间。
这种开支趋势的预测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政府所掌握的实际数据。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未雨绸缪，为可以预见的未来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在这个时候提出消费税的变动，应被视为负责任的做法。当然，做好针对性的缓冲措施，协助将受到最大冲击的中低收入者也是绝对必要的。
有一些开支的趋势其实是很明显的。比方社会开支的与年俱增。从2006的127亿元，到2016年的320亿元，十年之间便陡增三倍。其中，医疗、教育、住房等开支的增加最为突出。这三者一直占总开支的41%至48％，当中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开支的增加尤其快速。从2000到2015财年，增幅高达八倍。到2020年时，估计会达到130亿元。今年拨给卫生部的预算就高达102.3亿元。医疗开支现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未来十年预计会达到3％。
政府已再三表明，在本届任内不需要调高消费税，因为它有信心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三到五年后必须调高消费税，说明到了下一任政府时，若不设法增加税收，收支将会失衡。事实上，如果这些年来没有国家储备金的投资回报贡献，消费税的调高可能已是既成事实了。
社论
国会对新财政年财政政策的三天辩论可谓火药味十足，结果在计名表决时，在场的八名反对党议员悉数投了反对票，这是过去三十年来所未见的。而“罪魁祸首”是预定在三到五年后才会实施的消费税上调。
政府向来奉行收支平衡政策，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寅吃卯粮；而为了确保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又不能够随意调高诸如公司税这样的税种。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率也已经是累进式了，比方缴税最多的10％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占总个人所得税税款的80％。基于社会开支增加应由纳税人分担的原则，作为税基最宽广的消费税自然成了不二选择。实际上，据政府预估，在三五年后调高消费税两个百分点，所增加的税收也只是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7％，而到时医疗开支则会增加相当于GDP的0.8％。
这种良好的财政状况，除了得力于谨慎和具前瞻性的财政政策，更得力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只有不断把蛋糕做大，才能应付日益增加的开支，确保收支平衡的可持续性，并让人民分享更大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年的财政政策首先都应着眼于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增长的大环境，对今年的财政政策，我们也应作如是观。
调高消费税当然是个值得辩论和需要辩论的课题，但重点不应偏离总体财政政策，甚至与之分割来讨论。政府清楚说明，财政政策着眼于中长期，是前瞻性的。因此，有关消费税的讨论也不能忽视这一点，更不能以未来尚未可知而加以否定。
尽管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发表预算声明时开宗明义便指出，新预算案是为新加坡未来10年的发展打下基础，是全面的战略性财政政策，但是，整个辩论很大程度上却因朝野双方花大力气在消费税课题上激辩而失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