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学者何亚福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北京外来人口减少是因为北京严控人口规模，尤其随着大量群租公寓和违章建筑被清理，收入较低的外来人口不能再以低价在北京租房，只能返乡或到其他城市打工，而许多二线城市与省会城市近几年大大降低了落户门槛。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薄文广受访时也警惕，缩小人口规模固然是考虑到城市承载力，但从劳动力角度，这对经济有不利的潜在影响。“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作为新血液。”

《北京人口蓝皮书》显示，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近年不断下降，2016年为807.5万人，2017年跌至794.3万人，2018年再跌至764.6万人，去年年比跌3.74%，是三年来最大跌幅。

学者：严控人口会削弱规模和集聚效应优势

伴随外来人口减少，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也连续两年下滑，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2170.7万人和2154.2万人，年比下降0.1%和0.76%。报告预计，北京市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的目标能够实现。

据《北京日报》昨天报道，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上周六发表的《北京人口蓝皮书》显示，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近年不断下降，2016年为807.5万人，2017年跌至794.3万人，2018年再跌至764.6万人，去年年比跌幅为3.74%，是三年来最大跌幅。

（记者是《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

对于零售业等低附加值产业搬离北京，薄文广有所保留。他认为，低端产业其实可为高端产业发挥支撑作用，而低端和高端产业混搭，其实能营造更多元化的生态，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支持。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持续推进下，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去年年比减少30万人。受访学者分析，人口减少有助缓解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但长远来看须考虑劳动力萎缩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除了经济层面，人口老龄化也是北京面临的另一挑战。根据蓝皮书，去年北京市的总人口抚养比为27.8%，相比2010年增加6. 81个百分点；如何通过科学公共服务政策调解人口结构，是北京市须长期应对的问题。

虽然人口减少有助缓解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但何亚福认为，城市拥堵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城市规划不足；从长期来看，人口持续减少对北京的经济发展并不利。他解释说，超大城市具有规模和集聚效应，严控超大城市人口规模，会削弱其规模和集聚效应的优势。

中国高层早于2015年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目标，中央与各地方政府近年来通过不同战略规划进行人口调控，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等，当中也不乏较具争议性的政策，例如北京市前年底被一些舆论形容为“清理低端人口”的外来人口居住地清理行动。

薄文广说，北京一方面须解决大城市病，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人口与资源疏解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这个准度非常难把握”。他相信，北京的大城市病无法自身解决，而是取决于周边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发展。“如果这两个地方发展得好，人口就不一定要往北京流动。”

其次，何亚福指出，北京近年来转移了一些批发市场和纺织业、建材业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产业，外来人口也随这些产业的转移而迁徙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