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是吃饱了，生活是有了明显改善，不过，距离富裕却还很遥远。
汤敬林是安徽省凤阳县人。
青年失妻，中年失职，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而生活总是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打开另一扇窗。2001年，汤敬林遇到了也是小学教师的现任妻子张家英，唯一的女儿汤敏也顺利考上中专。2013年，他和妻子住进凤阳县城钟楼小区50多平米的公租房，“过上从来没敢想的城里人的生活”。
包产到户后，汤敬林仍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小学教学和村民业余扫盲的工作中，并获得奖状证书，印证他这方面作出的成绩。
“天刚朦朦亮，我就起床到自家责任田里干活了。那年大旱，地硬得犁不动，就用锹使劲地挖。”
在包产到户之前的20年间，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收归公社所有，取消了农民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和按劳分配原则，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
中共1949年建政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没有地和地少的农民都分到土地，不少老一代农民的感恩之情至今不渝，汤敬林家中卧室里仍然高挂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感念当年“毛主席打土豪、分田地”。
20世纪70年代，正值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加快扫盲、急剧扩充民办教师队伍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汤敬林从生产队的会计被批准为民办教师。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民办教师不属于国家正式的教员编制，虽承担教师职责，身份仍是农民。汤敬林除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相当于生产队里壮劳力的报酬，每月还有生产队发放的2元补贴，在大多数村民每天最多只能挣到10个工分的当时，这足以让人羡慕，也让他引以为豪。
时隔40年，73岁的汤敬林还清楚记得1979年村子里包产到户的那天。
小岗村村民秘密实行分田到户，得到邓小平等改革派领导人的支持，各地也开始试行。
汤敬林仍记得当时凤阳县广泛流传的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全村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以前杂草比麦苗高，后来地里看不到一棵草，地里干活的人多起来了，不仅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过去出勤不出力，装病卖老的再也没有了，各家自筹资金买化肥，化肥一下子供不应求，农具也脱销了。”
他所在的大庙镇，距离小岗村20多公里。在小岗村实施大包干一年后，1979年，大庙镇在秋收后也开始实施。
汤敬林当时一家的生活就跟凤阳县其他村民们一样艰苦。他翻出40年前的老照片回忆说：“父母兄弟姐妹十口人住着四间草房，不止我们一家，十家就有九家穷。”每年秋收后，当地村民要么在家喝“匀溜溜”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吃咸菜，要么就不得不踏上外出讨饭之路。
每个中国人都逃不过时代的洗礼；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反过来又是一条从中共建国到改革开放，再到一个新时代的叙事线索。
他坦承虽然从小就干农活，有高中学历的他毕竟外出读了六七年书，务农还是比不过一直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都未离开过土地的村民们。
“我的脾气就是不服输，那时我就想，一定要盖三间大瓦房，不能让村子里的人小瞧了。”汤敬林抬高了声调。
在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的命运往往在不经意间就被改写。
地还是那块地，不同的是心情：那种吃了“大锅饭”20年后，突然有了要为自己干活的急迫感。
1978年，包括凤阳县在内的安徽全省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在饥饿中挣扎多年的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走投无路，终于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血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包产到户大幅提高农村生产效率有目共睹，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包产到户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多个省份推展。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包产到户从此成为中国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1958年7月开始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终于在1983年正式取消。
由于一些农户增产超产心切，还发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没有农业机械的年代，耕牛是田地产出的主要保障。当时有的农户白天黑夜连轴转，竟导致耕牛被累死；也有视牛如命的农户，为在春耕前保证“牛力”充沛，把一家人都舍不得吃的鸡蛋给牛吃，有人甚至煨老母鸡给牛吃。
由于年纪大了，汤敬林这两年已无法下地干活，承包的土地交给二弟。虽然干不了农活，每隔10天半个月，他和老伴都会回到村子里，看看名下的田地：“农民不管什么时候，都离不了土地，有了地，才会安心。”
用了三年时间，汤敬林省吃俭用，花了1万零800块钱（人民币，下同，2160新元），终于在1987年盖起了梦寐以求的砖瓦房。他颇为得意地说：“以前讽刺我的亲戚朋友，谁也没想到一个单身带娃的男人盖得出砖瓦房。”
正当他期望在教育事业方面再迈上一个台阶时，却又赶上中国整个民办教师队伍大整顿，汤敬林成为200多万被辞退的人员之一。
1984年，汤敬林来自相对富裕邻县的妻子，丢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决然离开，这有如当头一棒，让他遭遇人生中第一次打击。
汤敬林那年三十出头，一家十口人共承包31.5亩地。他现在记不清大包干一年后共收获多少斤粮食了，但当时的喜悦之情仍历历在目：“一亩地能多打千儿八百斤，（稻谷）十好几推车运回来，屋子全堆满了，实在没地方放了，就堆在门外的窗户下。你说，怎么能不高兴！”
汤敬林虽是农民，也是凤阳大庙镇三杨村的民办教师，当时既要教书又要务农，无法像那些热火朝天的村民们那样分出更多精力。他能够做的，就是“在田埂小道，任何边边角角的地方种上大豆、芝麻等庄稼”。
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历史上就以天灾战乱多、人民生活贫苦而闻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段中国民众耳熟能详的《凤阳花鼓》歌词，道尽了凤阳人数百年来的辛酸史。
今天，谨以五个平凡中国人的故事，回顾70年沧桑，致敬一代代中国人书写的中国故事。
受访时，汤敬林夫妇俩都说目前生活过得不错。汤敬林每月有1621元的社保收入，老伴是小学公办教师，退休工资为3768元。
回望过去，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远眺前方，他们也是未来的推动者、谱写者。
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经历沧海巨变。
到今天老人家还为自己在1992年被辞退而愤懑难平，他拿出30年前获得的奖状说：“奖状上‘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证明我是称职、优秀的民办教师，凭什么又把我辞退？”
“一年粮满仓，二年宰猪羊，三年草屋换瓦房。”这段顺口溜成为包产到户后，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