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律师颜立东称，一家杭州企业主要销售足浴包，重庆一区县警方在对这家企业立案之前，已进行了三个月秘密侦查。之后，当地一名消费者购买了1682元（人民币，下同，312新元）足浴包，以无效果为由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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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警方遂以诈骗罪立案，并出动300多警力赶到杭州，抓捕足浴包企业的155人，涉案金额达2亿元。按照重庆当地城镇诈骗案2000元的立案标准，该案疑似被特殊对待，降低了立案标准。
在另一起案例中，内蒙古某县市民购买广东一家保健品企业价值2000元的产品后，以被诈骗为由报案，随后该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被带走，涉案金额也高达数亿元。
颜立东称，这些案例均属办案机关跨省办案，管辖微弱，且都涉及经济犯罪，查封财产金额巨大。
中国地方财政近年因经济下行捉襟见肘，企业被异地执法据报蔚然成风。趋利性行政执法案例中，经济落后地区的司法机关前往经济发达地区查案的情况居多，民企成为最大受害者。
据《星岛日报》星期一（11月4日）报道，北京财经商业治理研究院近期举办“趋利性执法防范与治理研讨会”，分享多起与远洋捕捞相关的案例。
远洋捕捞指的是一些地方近年为完成工作指标，同时面临经济下行背景下的创收压力，存在公安机关异地执法等情况，类比沿海渔民出海而获得渔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