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同比增加21万。
对疫情班应届生的歧视，在中国招聘者圈子中似乎很流行。有受访企业负责人坦言在自己交流的圈子里，“普遍对疫情班的孩子们不太认可”。
面对网课成了负面标签，解释往往并不管用。郭菡说，即使回答了人事部门的问题，得到的反馈依然是她学的东西“还有点浅薄”，需要企业花过长的时间去教。
疫情班应届毕业生的遭遇近期受到中国舆论高度关注。不少网民对疫情后遗症还在不断发酵哗然，认为招聘者不应一竹竿打翻全船人；中国媒体则一面倒批评就业歧视乱象，认为疫情班标签严重伤害就业市场的公平公正，破坏市场秩序和竞争环境，同时也如同对中国高等学府的教育质量投下不信任票。
今年毕业的中国大学生也同样面临偏见和歧视。6月从湖北一所公立大学本科毕业的许彤，从面试的第一家公司那里就听到对“疫情班”大学生的歧视。
中国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新京报》撰文指出，疫情班的标签早在2022年就出现过，如今重现还被企业用于提高招聘效率，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
熊丙奇指出，不要疫情班毕业生也是这种招聘观的另一种体现，不仅否定具体个体的努力，也表明企业缺乏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停招应届生也与企业发展困难相关，在简历阶段就淘汰应届生被视为是压缩用人成本的举措之一。张岚指出，公司如今年要招10个人，可能会收到500份简历，疫情班毕业生可能占200份，在筛选简历时不如把精力放在另300份。
上海浦东一家企业负责人张岚，2020年至今公司招收了20余名应届生，但2024年春季，她决定不再进行校招了。
许彤当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和后来面试的四五个应届生挨个聊了聊。她发现，与自己同届的毕业生得到的答案都一样：公司不接收应届生，即使他们的应聘岗位、专业都不相同。相比之下，有几个往届生则成功应聘：“当时感觉打击还挺大的。”
对于招聘者而言，鉴别和培养应聘者也是一种成本。姜姓老板坦称：“有差的就有好的，只是对于公司来说，分辨成本太高了。”
这种现象导致一大批中国青年无法真正走出三年冠病疫情阴影，在青年失业率持续处于高位的节点，职场歧视无疑也让疫情班学生的就业压力雪上加霜。
尽管承认疫情对大学生学业造成不小影响，但中国媒体仍一面倒批评歧视现象。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四川在线星期四（10月31日）发表评论，认为用人单位拒招疫情班学生，是一种赤裸裸的偏见与歧视，这种傲慢病必须治一治。
中国教育学者也认为，尽管“网课一代”整体素质堪忧，但用人指标采取一刀切既不应当也不公正，会让招聘单位流失一部分优秀人才。律师则指出，招聘者拒收疫情期间毕业的大学生，涉嫌违反中国《就业促进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对特定群体的就业歧视。
去年毕业的师范生王瑜，大学生活中有三年都在疫情期间。她今年9月向一家教育机构投递了简历，最初和招聘的人事部门交流还算顺利，但后来招聘者突然问王瑜：“你是去年毕业的吗？”之后又追问她疫情期间学了哪些东西。最后，人事部门以王瑜在疫情期间完成课程，缺少实操训练为由，拒绝了她的求职申请。
据郭菡忆述，今年6月以来“疫情”“网课”相关的问题总会在求职过程中冒出来。面试官会问她，是如何在网课中学习的？怎么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疫情班毕业生就业被拒的乱象，相信离不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持续不振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公布9月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显示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6％，尽管与8月的18.8％相比有所缓和，但仍然处于高位。
据姜姓老板观察，疫情班毕业生拥有一些共同问题，包括疫情期间养成边上网课边玩手机的习惯，导致工作时不能集中注意力；长时间线上的教育模式断裂了大学生的正常社交关系，走上工作岗位时也不敢开口说话；线上模式中，大学生养成了早上不起、晚上不睡、迟到早退的习惯，普遍没有自制力，社会适应力差。
张岚认为，疫情导致当时的在校生缺乏了解社会的过程：“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这种认知缺乏与差异，会出现在工作细节中。
他举例称，几名技术口的2024届毕业生，因没做过实训，设备都没见过，操作完全靠老员工教；另有一个毕业生发给客户的报价，满篇错字，签合同时也只知道打印一份；刚开除的一个应届生，则是蹲在厕所里打了一个多小时游戏。
招聘活动减弱，叠加年轻劳动力供过于求，都让雇主在中国就业市场中持续掌握主导权、选择权，并可使用公开或不公开的歧视性筛选标准，以一刀切的方式懒惰快速淘汰一大批人。这种做法不必然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在未来劳动力出现紧缺时，先前的短视做法也可能反噬这些企业。
许彤的第一反应是“莫名其妙”并立刻反驳对方说，上网课只是没有和老师在一起上课，但课堂内容都是老师实时直播，“在教室正常上课不也有人不学吗？”但该公司领导对此避而不答并离开了面试间，随后人事部门以不接收应届生为理由拒绝了许彤。
疫情班毕业生受歧视并非孤立事件
疫情班应届生与被招聘者贴上的标签展开对抗的同时，另一头还面临竞争愈发激烈的就业市场。人力资源科技公司北森今年3月发布招聘趋势报告，显示去年招聘供需指数整体走低，企业对人才愈发挑剔，优秀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备受追捧，普通人才可能面临过剩。
网课之外，部分学生也缺少校外实践。一名前地产公司重庆地区的人力资源工作者指出，疫情班应届生的校外实践经历有所减少。一直以来，该企业都会筛选出有三段及以上校外实践的应聘者进入面试，而在疫情班中，至少50％的人校外实践少于三段；过去这个数字只有大约30％。
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涵林则警告，招聘者拒收疫情期间毕业的大学生，涉嫌违反中国《就业促进法》，求职者应保留相应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也可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
封面新闻则引述陕西一家物联科技公司的姜姓老板承认了疫情班的说法，但同时也为资方喊冤，称不招22届、23届、24届毕业生确实事出有因。他透露，公司曾招聘几十个疫情班的毕业生，但“和其他届相比，普遍上素质、能力有断崖式下降”，甚至“一个都不能转正”。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华声在线也发评论，提醒给求职者贴标签有损企业声誉和形象，拒绝疫情班毕业生也可能加剧就业市场中求职招聘双方的撕裂感，导致优秀人才流失，使企业人才储备出现断层，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力。
许彤面试当天，一个公司领导走进来询问人事部门面试情况：“来的人是哪个批次的？”一听说当天的面试者大多是2024届应届生，他直接当着应聘者的面告诉人事部门今年不招应届生：“（2024届应届生）都上网课，学不到东西。”
招聘者普遍不认可疫情班毕业生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封面新闻上月引述2023届统计学专业毕业生王思涵透露，在一家大型农业重点龙头企业的招聘中遭遇歧视。在线上会议中，包括王思涵等三四名应聘毕业生被面试官直接提问：“你认为三年疫情网课度过的学生，配得上我们的薪资吗？”
有网民则认为，疫情后各企业单位日子都不好过，选人变得更精挑细选，但选人用人应采取合理方式，不能贴标签一刀切；也有人认为，招聘者如果在不招疫情班毕业生一事上只做不说，或能免遭指责。
中国就业市场近期出现一种针对年轻人的新型歧视，即不招聘冠病疫情期间就读大学的应届生。部份负责招聘的人事部门还为这些2022年至2024年毕业的应届生贴上“疫情班”标签，认为疫情期间的大学生普遍上网课、容易沉迷手机、没有学好专业技能、缺少沟通能力和社会实践等。
面对招聘者质疑时，王瑜也曾尝试解释，表示自己只在2020年集中上了一个学期的网课，其他时候大多是线下上课；她在校期间还经常接受试讲训练。但这些并未改变招聘者的想法，他们反而回了王瑜一句：“你们这一届毕业的技能没学好，事儿还多。”王瑜则气愤表示：“疫情也不怪我们。”
对于当下流行的“社恐”“i人”（introvert的缩写，指性格内向者）等标签，张岚认为，这些意味着没有与社会相处的能力，并指疫情班应届生做事比较拖拉。
至于疫情班毕业生，则也需加码填补与社会线下互动的不足，捍卫并挽回声誉摆脱标签，努力让招聘者改观。唯有劳资双方共同努力，加上官方严格执法加强监管取缔歧视，这种乱象方能受到遏制。
熊丙奇指出，近年一些企业招聘时就曾以“提高招聘效率，减少筛选成本”为由对毕业生贴标签，如不要非985、211高校（中国一流水准、重点建设的名校）的毕业生，结果发现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能力、高素质，反而会影响人力资源队伍的整体素质。
第三个案例是今年毕业于西安一所二本院校会计学专业的郭菡。她9月在招聘软件上投递简历后，人事部门要求查看她的手机电量使用排行，还说“疫情班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一边上网课一边玩手机”。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袁长庚观察到，疫情班身份确实为“封校的一代”应届生带来自我怀疑，他们不仅没有自信，也有更多不安焦虑。他指出，对应届大学生原本就存在的一些想法或偏见，例如实操能力不强、过于脆弱和自我等，也可能因疫情班的标签而被放大。
张岚则认为，与其花时间精力培养那些愿意学习的应届生，不如找本来就与企业有共同认知的人，“就不需要再去培养一些在我们看来是常识的问题”。
疫情班的话题引发中国网民高度关注，表示以为三年疫情已翻篇，“想不到后遗症还在不断发酵”，认为企业是在为不招人或招聘不用心找借口。
《广州日报》旗下的《南风窗》杂志星期三（10月30日）发文，当中讲述三名疫情班应届毕业生求职难的经历，表明这种新型职场歧视并非孤立事件。
中国舆论呼吁不能贴标签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