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称，疫情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常态，新常态需要新做法。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手段、新对象，刺激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更加直接对应现实经济的堵点和短板。“刺激消费，已经到了时机。”
蔡昉说，以目前农民工收入水平看，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担忧导致其消费能力被抑制，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把目前已进城的1.8亿农民工的消费意愿释放出来，总额度可高达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把1.8亿农民工的消费意愿释放出来。
“过去我们说新常态时，主要是指供给侧的新常态，现在需求侧的因素、消费因素越来越重要。”蔡昉认为，当前最需要的是刺激居民消费。
蔡昉认为，家庭消费行为决定了消费和储蓄的走向，也决定了对实体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和引导。目前中国经济遇到了来自需求侧的新常态，需求侧因素特别是消费已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常态化因素。
据中新社报道，担任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蔡昉星期六（7月8日）参加第九届“青岛·中国财富论坛”时称，要重视户籍制度改革对刺激消费的作用。
